（一）

从厦门去福州,到达泉州时已是正午时分。

吃过午饭，大约还有两个多小时在市内活动的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决定去参观泉州两座最古老的庙宇—天后宫和开元寺。

天后即妈祖，一位在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鼎鼎有名的海之神。

海之神妈祖其实是确人其人的。宋朝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降生在福建莆田湄洲岛的一户林姓人家。相传，她出生的那个夜晚，几乎整个岛上的人们都看到一颗流星化作一道火光从西北天空射来，耀眼夺目，照得岛上的岩石都一片通红。妈祖生来乖巧，从来不哭不闹，父母因此给她取名“默”，人称林默娘。林默年幼聪颖，8岁读书，过目不忘。长大后，精于医道，通晓天文，性情温和，乐于助人，凡乡亲邻里遭遇病痛苦难时，她都全力相救，并每每使人逢凶化吉。

湄洲岛与大陆之间暗礁林立，尤其遭遇大风大浪时，常有船只触礁沉没。林默一方面根据自己预卜的天气情况告知周围乡亲可否出航，另一方面一旦发现有遇险的船只便立即前往救助。由于她的预言无不灵验，再加上她水性超凡，常常使遇险者起死回生，所以人们越传越神，有人说她能“预卜吉凶”，有人说她能“乘席渡海”，久而久之，就把她称之为“神女”、“龙女”。

相传，林默6岁那一年的一天，她的父亲和哥哥驾船出海，忽遇风浪，情况危急。此时，她正在家织布，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却发现她抚在织机上睡着了。起初以为她是织布累了，待叫醒她，她看着掉在地上的织梭向妈妈哭诉道：“父亲和哥哥在海上遇险了，我刚才去救他们，父亲得救了，哥哥却死了。”不久，有人来报，果然和她所说的一模一样。

林默以帮人排除万难忧解难为己任，矢志不嫁。在她28负那一年的九月初八，她忽然对家人说“我心喜好清净，久居家中，心情烦闷，明天是重阳佳节，我想一个人去爬山登高，预先告诉你们一声。”第二天，她独自一人登上湄洲岛的最高峰—湄峰。此时，湄峰上浓云厚重，林默忽然化作一道白光冲入天空，乘风而去，知道的人都说她得道升天了。

林默成仙后，人们传说她经常着红装在海上飞行，每遇落海呼救的人必慈悲相助，久而久之，出海的人便普遍在船上供奉起她的神像，尊称她为“妈祖”，以祈求在海上航行平安顺利。妈祖故乡的湄洲人，更是感念她生前身后的恩德，在湄洲岛上建庙祭祀，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湄洲妈祖庙。

                                                                            （二）

海神妈祖的庙宇本来坐落在她的故乡福建莆田县，那么后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天后宫怎么又会出现在了离莆田还有一段距离的泉州了呢？原来，当时的莆田归泉州所管辖，而泉州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的刺桐港更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赫然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的重要港口。

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是我国古代海上交通的大动脉，因隋唐时期外运的主要货物是丝绸，所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代由于运输的主要货物是陶瓷，所以又被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就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代，伴随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乃至非洲的航路纷纷得以开通和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泉州，作为这条海上大通道的东方起点，可以想见是怎样的千帆汇聚，万客云集，繁华富庶了。如果说这种繁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那我们应该叫它泉州航海文化。航海的第一要务是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妈祖文化成为泉州航海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泉州的天后宫就这样复制了湄洲的妈祖庙，而且由于地缘的优势、财力的雄厚、人气的旺盛，前者比后者的规模更加宏大，气势更加雄伟，声名也更加卓著了。

                                                                       （三）

事实上，妈祖崇拜最初只不过是一种民间信仰而已，但后来随着官方的介入与认可，这种信仰才变得愈发正统、牢固和普及。

相传，北宋宣和五年，宋朝派特使路允迪出使高丽（今朝鲜），在东海上遇到大风浪，8条船沉没了7条，只剩下使者所乘坐船只还在风浪中挣扎。这时，忽见桅杆上红光一闪，一个穿红衣的女子端坐在上面，海上刹时风平浪静，使者所乘船只也就此转危为安。后来，一位湄洲人告诉路允迪，救他的人正是海神妈祖。路允迪回国后，“感神功，奏圣上，立庙江口祀之。”不仅如此，宋徽宗还亲自题字了“顺济”两字作为庙额，取其“济以顺风”之意。

元朝政府为了发展海上贸易，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下诏册封妈祖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

明朝时，郑和7次下西洋，其中有3次受到海盗的袭击，1次为苏门答腊国生擒，3次遭遇飓风和险情，据说都因妈祖的及时出现而逢凶化吉。因此，郑和回国后极力奏请皇上重修泉州的妈祖庙，并改宫号为“天妃宫”。此后，明代官员出使海外国家之前，都要到天妃宫中祭告祈祷，以求保佑平安。

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泉州人、清军水师提督施琅攻打台湾，在途经平海时，战舰突遇大风，舰上众多小艇被风吹入大海，不知去向。第二天待风平浪静后，施琅令人出海寻找小艇，结果发现这些小艇全部安然停靠在湄洲湾中。艇上人报告说，昨夜风浪中见船头有灯光似有人揽艇，定是天妃默佑之功。施琅大为感动，克服台湾后即奏请康熙帝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重修庙宇并改宫号为“天后宫”。

据统计，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到清乾隆年间，历代皇帝共对妈祖进行了36次册封，封号也由2字累计到64字，爵位则由“夫人”、“妃”、“天妃”一直升到“天后”，并正式列入国家祀典，春秋祭祀。也正因为这样，民间对妈祖的信仰愈加坚定，妈祖的海神地位也日益牢固了。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妈祖的信仰还跟随着泉州商人、水手、移民的脚步，不断向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目前，世界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建有天后宫近万座，信徒更是多达2亿之众，实可谓达海神信仰之巅峰。

                                                                   （四）

车抵天后宫时正是下午一点半钟。

天后宫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庙前恰有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穿城而过，这条路便是天后路，天后宫所在的位置正是天后路一号。

与天后宫隔街相望的是泉州市德济门旧址。德济门即宋代泉州城的南门，濒临晋江，面朝大海，正是四海船客、八方商贾以及堆积如山的货物进出泉州城的咽喉要道，其繁华热闹可想而知。

与繁华一时的德济门隔街相望的天后宫同样金碧辉煌。

现存的天后宫是在原有古建筑的基础上重新修复完善的，主要由山门、戏台、钟鼓楼、正殿、东西廊、寝殿所组成。

天后宫原有的山门和戏台，曾因修建公路而拆毁。1990年，将清代建筑晋江县学的三开间牌楼式棂星门迁移了过来，作为天后宫的山门。现存山门为飞檐斗拱式木结构建筑，斗拱高叠，飞檐振翅，正脊的中间又高起一段反翘式屋脊，脊上用彩瓷剪贴有八龙二鳄图案，构图精美，色彩鲜艳，将整座山门的造型烘托得愈加繁复而绮丽。天后宫的戏台就连接于山门的后檐，坐南朝北，木构顶盖，雕脊画枋，小巧玲珑。位于山门东西两侧的钟鼓两楼，则为重檐歇山式二层小阁，楼上分置钟、鼓两种法器，楼下则分供千里眼、顺风耳两位神灵。

戏台与正殿之间是一个宽敞而方正的院落，院落的东面有一棵枝干虬曲、龙钟老态的古榕，古榕的下面是一截字迹漫漶、裂纹横贯的石碑，近前细看，才知道这是一方“重修天后宫碑辞”，镌刻的年代则是清朝嘉庆二十一年。

                                                                         （五）

天后宫的正殿，也称天后殿，是天后宫全部建筑的华彩部分。大殿建在一米高的台基之上，台基的四周砌筑着花岗岩须弥座，须弥座上雕刻着“鲤鱼化龙”、“八骏云火”、“鹤舞云中”等栩栩如生的图案。须弥座又称金刚座，源自印度，是用来安置佛、菩萨的石座。须弥座一般上下突出，有雕饰，中间呈束腰状。须弥即指须弥山，在古代印度传说中，须弥山为世界的中心，亦说指喜马拉雅山，将佛、菩萨以及佛教建筑置于须弥座之上，主要是显示佛的庄严和伟大。

建在须弥座上的天后殿为重檐歇山木结构宫殿式建筑，黄色琉璃瓦顶，三重飞檐，从规格上看，只比皇家专用的庑殿顶略低一级。最有特点的还是屋脊的造型和上面雕塑的设计。正脊的两端采用五彩瓷片粘贴成对称式双龙图案，中间用同样的手法作透雕式二龙戏珠图案，这样一来整个屋脊就突出了上龙下凤、龙凤呈祥的建筑主题，加上飞檐四隅高扬的翘角，以及翘角上麒麟、玄武、双虎等生动多姿态的雕塑图案，使一座本来庄严厚重的巨大屋顶平添了一份欲仙欲飞的轻盈与灵动。

最底一层屋檐的下面是由6根石柱支撑起的宽大拜廊。其中，中间的两根辉绿岩透雕石柱，上刻蟠龙云海，工艺精湛，气韵飞动，为清朝初年的作品。除这一对石柱之外，整座大殿也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建筑旧貌，部分构件还是宋朝年间的原物。廊柱内、宫门边的几幅对联也颇为引人注目，分别为：“慈云远在江天外，后德巍峨独配天”；“大海茫茫到无岸无边观于天天高在上，飚风发发正可危可惧徯我后后来其苏”；“顺风天意涉川利，济阴神功佑国灵”，这三幅对联的主旨都是盛赞妈祖功德的。另有一幅台湾人施文炳先生所撰的对联“晋水溯源流泉鹿人文同一脉，湄洲传灵迹闽台香火并千秋”。晋水即天后宫前的晋江，泉指泉州的天后宫，鹿指台湾彰化鹿港的天后宫，后者是由前者分神而设的庙宇。由于鹿港民众多为泉州移民，所以两地人语言相通，民俗相同，妈祖文化更是彼此间的共同信仰。有统计表明，目前，仅台湾一省就有妈祖庙800多座，信徒多达1400多万。不仅如此，两岸祭妈祖的活动也是往来不断，单是2006年台湾妈祖联谊会一次就曾组织4000多人到泉州的天后宫举行隆重的会香祭典。

天后宫正殿面阔和进深各五间，大殿正中的神龛里供奉着上个世纪90年代重塑的妈祖像。该像端坐执笏，锦衣广袖，面容庄重慈祥，让人望之起敬。神龛前的正上方高悬着一块黑底金字巨匾，这便是大清雍正皇帝亲笔御书的“神昭海表”。大殿两旁陈列着清朝的鸾驾，昭示着天后崇高的地位与威仪。殿内明柱林立，高大雄伟，柱上多有盛赞妈祖圣德的金字长联，其中由当代人陈泗东所撰写的一幅对联尤为详尽地阐释了妈祖、泉州港和泉州天后宫的历史沿革及其相互关系，其联云：“当神存世时，莆晋同区，迨刺桐港鼎盛，元廷以泉州神女封天妃，靖海平台，升衔天后；兹庙临江渚，华夷杂处，昔镇南门未移，宋代建顺济庙宇而典祀，伏波恬浪，重耀典谟”。

                                                                         （六）

天后正殿前的东西两侧即为东西两廊。两廊原设司航海方向的北斗星君、司江河湖海之潮的四海龙王等24位天神塑像，后全部毁弃、散失，现辟为闽台关系博物馆。天后宫的24司，与中原庙宇所奉神灵差异巨大，极具闽南和泉州地方特色，其信仰堪称泉州地区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殿的后面是寝殿，亦称后殿，原是供奉天后父母的地方，现已成为展示闽台妈祖信仰源流的展览馆。寝殿为单檐硬山式建筑，规格低于正殿，但高度和面积又能都大于正殿。寝殿中最具特色的是前檐下正中的两根石柱。这是一对具有印度教风格的石柱，由辉绿石雕刻而成，上中下部为正方形，柱身部分为16角形，上面雕有四合如意、六出梅花、四季花卉等吉祥图案，石柱上接木柱，正面刻着一幅对联：“神功护海国，水德配乾坤”。

更为有趣的是，在连接正殿与后殿的西侧过道里，整齐地码放着几垛红色的瓦片。起初，我以为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建筑材料罢了，待稍加留意便发现瓦片上分别写有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的性名，而且包涵一些祝福的话语。如“香港，林宅，合家平安”、“台湾,康**，身体健康”、“新加坡，赵**，五福临门，财源广进”、“印尼，**先生，事事如意”等等。后来终于弄清了这些瓦片的来历，原来这都是笃信妈祖的善男信女在虔诚捐赠之后所获得的一份最美好的祝愿。对于施者来说，这是一份祈求平安的善念；对于庙方来说，这是一份添砖加瓦的功德”，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一张写满祝福的红瓦片都是一个两全齐美的好创意！

正看得开心，想得投入，远处忽然传来了导游的催促和同伴们的呼唤，原来约定好的时间到了。待气喘吁吁地返回车上时才惊讶地发现，同行的伙伴都已到齐，再看看手机上的时间，50分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匆匆流逝了！

50分钟，看一座建筑并不庞大的庙宇，对于一个只想走马观花的游客来说，也许已经是绰绰有余，但对于一个想深入了解妈祖文化源流，一窥天后宫古建筑堂奥的痴人来说，又的确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没办法。目的各有不同，遗憾无处不在。既然选择了与“大部队”一路同行，那么接下来要承担的义务就只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了—这就是随团旅行的优点，也是随团旅行的弊端。

旅游车终于缓缓开动，驶离了天后宫这座影响深远的庙宇，一去不回头地驶向了正前方繁华而喧嚣的市区。我知道，就在这繁华都市的不远处，坐落着另一个“大隐隐朝市”的寺庙，这也是我们此次泉州之行的最后一站—比天后宫更加古老的庙宇—泉州开元寺……

                                                                            (一)

在青葱的四月，相约去一座美丽的海岛，这是一种令向往都能长出枝叶，令想象都能开出花朵的浪漫与幸福。

如今，我们就在这浪漫里出发，在这幸福里成行。

我们即将抵达的是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有趣的是，前往小岛的起点竟然是一座大岛。从大岛到小岛，从此岸到彼岸，中间只隔600米，这条600米的海峡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鹭江。

小岛是鼓浪屿,大岛则是鼎鼎有名的厦门岛.

岛之小者称为屿。那么，“鼓浪”两字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在这座小岛的西南端有一块巨大的礁石，因海浪经年累月的冲击，岩石的中间由外而内形成了一个中空的洞穴，每当潮水上涨，汹涌的海浪便拍打岩石的洞穴发出擂鼓般的鸣响，此石由此得名“鼓浪石”。石在岛上，岛因石名，与厦门隔江相望的这座小岛也就因此被人们称之为“鼓浪屿”。

宋代以前，鼓浪屿一直是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名为“圆沙洲”。宋末之初，对岸嵩屿李姓族人上岛开发，繁衍生息，渐成村落。明朝始称“鼓浪屿”。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屯兵此处训练水师，于1662年挥师东征，一举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之久的台湾岛。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1902年，英、美、法、德、日等13个国家先后在岛上设立领事馆，鼓浪屿从此沦为公共租界。1942年，日本独占鼓浪屿，直到抗战胜利后，鼓浪屿才结束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由此看来，鼓浪屿虽小，但终究是一座上了年纪的岛。上了年纪的鼓浪屿就像是一棵树，一棵一登上鼓浪屿的码头便会沐浴在它的浓荫里的老榕树，龙钟老态而又枝繁叶茂，胡须满腮而又容光焕发，避日遮天而又婆娑动人，高大伟岸而又触手可及……也许这就是地处亚热带的鼓浪屿所散发出的特有的历史气息和时光的味道吧？

而那些垂挂在古老榕树上的触须，又何尝不是这历史气息和时光味道的某种启迪呢？在枝枝蔓蔓间埋下伏笔，在风风雨雨中充满悬念，在摇摆不定中寂寞等待，但总有一天要在机遇降临时落地生根。

一棵上了年纪的树，其实就是一本厚重而泛黄的书，在缄默无声的外表下，把所有的沧桑都写在内心深处的年轮里。

                                                                          （二）

说到树，气候宜人、历史悠久的鼓浪屿，无论是在公园里、庭院中、马路边，还是在骑楼下、海滩旁、礁石上，几乎到处都有郁郁葱葱的花木—高大伟岸的棕榈、潇洒婆娑的椰子、根须倒垂的榕树、古老粗壮的紫檀、刚毅火红的木棉、叶疏果聚的木瓜、结实累累的枇杷、枝叶茂盛的龙眼、奇形怪状的榴莲……赏叶的，叶脉清晰而肥厚；看花的，花朵热烈而繁密；品果的，果实众多而诱人，观景的，景色妖娆而奇异。若是再加上那些活色生香、数不胜数的草本植物，一座小小的鼓浪屿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集芳草佳树于一身、汇仙果奇葩于一处的生机勃勃的植物园了。

四季常青的鼓浪屿之所以“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说到底完全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鼓浪屿地处北纬24度线附近，东临台湾海峡，四周被海水所环绕，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阳光充足，温和多雨，是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土与天堂。有人开玩笑似地说，在鼓浪屿，插根竹杆就能长出茂盛的枝叶，埋节枯枝都就能开出繁硕的花朵。可见这里的气候是多么适宜植物的生长了。

有专家做过统计，鼓浪屿上的植物多达90余科4000余种，其中许多树木还是极为珍贵的古老物种，相当一部分植物堪称此类气候下的顶级群落。与曾经“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好有一比,小小的鼓浪屿几乎是无庭不树，无院不花，进而将建筑与植物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独特的人居环境。人们也因此给鼓浪屿这个袖珍的小岛起了一个优雅的绰号—“海上花园”。

                                                                      （三）

蓝天白云，碧海金沙，薰风好雨，树绿花红—如此浪漫怡人的人居环境，加上扼台湾海峡要冲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鼓浪屿想不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丰厚的历史积淀都很难。

历史是什么？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以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为背景，以改天换地的重大事件为主线，以搏击风浪的风流人物为典型的章回体的演义与传奇。同所有的“演义与传奇”一样，鼓浪屿的历史也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动与精彩。

如果说鼓浪屿是一个舞台，那么发出惊天动地绝响的人物首推一代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出生于1624年，原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石井人，年少即聪颖好学，体魄高大，被郑家视为“千里驹”。他20岁那一年，清兵入关并直下江南，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清复明浪潮。第二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和黄道周等人，在福州拥立明朝宗室、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明武政权。隆武帝见郑成功年轻有为，忠心耿耿，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他因而被尊称为“国姓爷”。

1646年，清兵迫近福建，郑成功在海上誓师起兵，展开抗清斗争。此后10余年，他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建设政权，招募将士，训练军队，其中鼓浪屿就是重要的水军训练基地。这期间他多次亲率大军攻入广东、湘江等地，进而连破瓜州、镇江，直逼南京城下，令清军损兵折将，闻风丧胆。后来，战斗失利，退守厦门。

郑成功退守厦门后，清军加强了对他的包围和封锁，从战略大局计，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被荷兰人侵占的宝岛台湾。为此，郑成功前后在鼓浪屿秣马厉兵4年，着手进行渡海作战的准备。

1661年4月，郑成功经过精心准备，率战船百余艘，官兵25000人，从金门科罗湾出发，七天后抵达台湾的鹿耳门。大军一到，立即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展开了强行登陆作战。郑成功身先士卒，将士们奋勇争先，很快便拿下了被荷兰人重兵把守的军事堡垒――赤嵌城。攻陷赤嵌城后，迅速解放台湾其它地区，同时对荷军统帅揆一所据守的台湾城实行重重围困。1662年1月25日清晨，郑成功向重围中的荷兰军队发起了最后的一击，走投无路的揆一只好挂出白旗投降。至此，被荷兰殖民者霸占了整整38年的台湾岛，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662年7月，积劳成疾的郑成功，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病逝于台湾，年仅39岁。1683年，其移骨归葬故乡福建，清康熙帝亲自为其撰写了一幅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对其忠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如今，在鼓浪屿海拔最高的山峰—日光岩上，依然保存着郑成功当年在山上安营扎寨的寨门――龙门寨；在这里操练水师的遗迹――水操台；山下则有他屯兵汲饮的水井――国姓井。相传，日光岩本名晃岩，1641年郑成功来到晃岩后，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了。日光岩至今刻着郑成功的一首五绝诗：“礼乐衣冠地，文章孔孟家。南山开寿城，东海酿流霞。”

为纪念郑成功抗清复台的不朽业绩，如今在日光岩的北面、南面和鼓浪屿的东面，相继建有“郑成功纪念馆”、“延平公园”（明永历皇帝曾封他为延平王）和皓月园。其中，在皓月园东南端面朝大海的覆鼎岩上建有高16米，重达1607吨的郑成功巨型花岗岩雕像。如山般屹立的雕像成为日光岩上极为醒目的标志性一景，即使是在数里之外的海上仍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其威武的形像。相传，郑成功雕像建成后，连狂暴的台风都慑于他的威猛，从此绕道而行，再也不敢威胁小岛的安全了。

                                                                   （四）

1662年，郑成功一举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强占的宝岛台湾，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国威和军威，但令郑成功做梦也想不到的是，170多年后的1841年，另一个海外列强—英国凭借坚船利炮轻而易举攻陷了他曾经练军复台的大本营—鼓浪屿，并设炮台与日光岩踞高临下控制了整个厦门。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大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此后，英、美、西班牙三国相继在鼓浪屿设领事，其他国家则以商人、洋行经理兼领事的身份在岛上活动。1902年，中国政府又被迫同日、美、德等国签订了《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鼓浪屿从此成了英、美、德、日、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挪威、瑞典、菲律宾等众多西方国家恣意享受特权的天堂。

随着通商口岸的洞开和公共租界的确立，一批又一批洋人开始涌入鼓浪屿。同他们一起涌入的，还有西方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生活方式，而由他们所创造的建筑恰恰是将这一切有机地外化和凝固在一起的最生动的载体。

1844年，英国人在岛上建起了第一座具有英国田园风格的别墅—英国领事馆。接着英、美、日、德、法、俄、西班牙等10几个国家也先后在岛上建起了各具本国特色的使领馆和私家别墅。紧随其后，西方传教士也开始染指鼓浪屿，他们先是租用民房进行传教活动，待站稳脚跟后便陆续建造起了教会学校、医院、圣教书局，以及公馆和别墅。这些建筑有的是由西方著名建筑学家设计建造而成，有的则干脆照搬本国的相同建筑而施工，因此无不镂刻着鲜明的西方特色，散发着浓郁的异国风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鼓浪屿上这些早期的西方建筑，历经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居然大部分保存了下来。以其中的典型建筑—天主教堂为例，至今一见仍然让人过目不忘。鼓浪屿天主教堂，建于1917年，是一幢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其主要特点是高塔尖耸，尖形拱门，大窗户及绘有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给人以修长轻盈的飞升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鼓浪屿上的天主教堂正是这种建筑风格的集中体现。教堂通体呈乳白色，大约两层楼高的主建筑之上是修长高耸的钟塔。仔细观察，整个教堂的门、窗、檐饰无不成尖拱状，钟塔四面镂空装饰的大窗甚至是大尖拱中套叠着双尖拱，再加上钟塔正中角锥形的巨大尖顶和尖顶上高耸的十字架，以及钟塔四角火把形直冲上扬的点景雕塑，使整座建筑愈发显得高大而雄伟，庄严而华丽。

继西方的领事、牧师、商人、冒险家在鼓浪屿建起了第一批西洋建筑之后，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从东南亚创业归来的华侨又在岛上掀起了新一轮的建筑热潮。这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在酝酿之中的动荡时期，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国内各地更是兵荒马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归国华侨纷纷把鼓浪作为他们建房置业的首选之地，看重的不仅仅是这里浓厚的乡土气息、优越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还是“公共租界”这块招牌下相对稳定安全的和平局面。

这些东南亚归侨多半是在国外功成名就的豪商巨贾，因此同前一个时期相比，他们所建造的别墅往往投资更高，规模更大，建筑的本身也更加富丽和奢华。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有由台湾商人林鹤寿营造的八卦楼、由印尼糖王黄奕住营造的黄家花园、由台湾垦抚大臣林维源之子林叔臧所营造的菽庄花园、由旅菲华侨李清泉所营造的李清泉别墅、由越南华侨许汉所营造的亦足山庄等众多豪宅别墅。

在这些经典别墅的带动下，更多高档华美的居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鼓浪屿上。有人做过统计，这一时期单是由华侨、侨眷所建造的房屋就多达1500多栋。这些建筑或模仿西方特点，或体现南洋风情，或追求中西合璧，或彰显闽南土风，千屋千面，争奇献巧，风格各异，精美纷呈，当地人因此将其称之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这些建筑的主要用途都是私人居住，因此多以三层居多。从审美的角度讲，它们的引人注目之处往往不在于整体结构的高大伟岸，而在于样式的典雅别致和细节装饰的无微不至。缠枝雕花的门楼、镂空错落的院墙、精心琢磨的廊柱、边框凸起的拱窗、纹饰细密的檐口、花瓶立柱的护栏……如此庞大的建筑实体就仿佛贵妇新成的妆容、仕女手中的绣帕，无一处不用心良苦，无一处不精美绝伦。准确地说，鼓浪屿每一处经典建筑都是一件不可重复的艺术精品，与其说是为了居住，不如说是为了欣赏；与其说是为了置业，不如说是为了炫耀；与其说是为了当代，不如说是为了传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精美的建筑总是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或背山以求靠，或凭海而迎风，或居高以临下，或处幽以当隐，特别是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在内院之中遍植花木，把一处依山傍海的憩园同时变成了一座花果飘香的庄园。庭院容纳了植物，植物反过来又涵养了庭院，彼此依存又相互映衬，使本来赏心悦目的别墅在精致典雅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幽深，一份静谧，一份人与自然的和谐完美，一份葱茏满庭的沁凉与诗意。

有趣的是，这些美仑美奂的建筑都散落在一条又一条幽深的小巷里。岛上空间有限，加之地势起伏，每一条小巷都狭窄逼仄曲曲蜿蜒，但这丝毫不妨碍它们的彼此沟通，更不影响它们的四通八达。既然狭窄幽深的通道无法承载喧闹的车辆，那就索性让它拒绝尘嚣；既然缓慢闲适的时光已经成为滋润生命的良药，那就就索性留住所有的安谧营造出一片世外桃源—鼓浪屿就这样成了一座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光顾的“步行岛”。

                                                                          （五）

寂静，有时是一根神奇的魔杖，在悄无声息中打开想象的门扉，并在不动声色间放大来自心灵的声音。倾听这些声音并记录它，捕捉这些想象并编织它，我们因此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长着翅膀的精灵叫音乐。

美丽安静的鼓浪屿正是这样一座到处飘飞着美妙音符的“音乐之乡”。在鼓浪屿幽幽的小巷里漫步，透过古典门楼繁密的青藤，透过西洋庭院茂盛的老树，透过斑驳木制的百叶花窗，不时会有悦耳动听的钢琴声、吉它声、小提琴声或者美妙悠扬的歌声飘进你的耳鼓。当然，最能代表鼓浪屿风貌的乐音还是钢琴声。

鼓浪屿人学习钢琴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先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学，后来逐渐影响到普通的市民学。随着喜爱弹奏钢琴的人越来越多，专业的演奏人才开始不断涌现，演奏的水平也在日益提高。发展到今天，这座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就有钢琴600多架，其密度为全国之冠。从鼓浪屿上走出的钢琴大师也是群星璀璨，这其中就包括蜚声中外乐坛的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许斐星、许斐平、许兴艾……

不仅如此,鼓浪屿人还拥有自己的音乐厅、音乐会，甚至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钢琴博物馆。2000年1月落成的钢琴博物馆，陈列着由澳大利亚爱国华侨胡友义收藏并捐献出的70多架古钢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镏金钢琴，有世界上最早的四角钢琴、立式钢琴，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以及产自100多年前的脚踏自动钢琴等等。如今，这座钢琴博物馆早已成了鼓浪屿独一无二的风景。

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群众基础，杰出的代表人物，频繁的演奏活动，系统的音乐教育，独一无二的专业馆藏，这些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的钢琴情结，使鼓浪屿在“音乐之乡”的荣誉之上又多了一顶当之无愧的桂冠—“钢琴之岛”。

鼓浪屿的的沃土，不仅培养出了卓越的钢琴家，同时也哺育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社会名流与精英，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林语堂，著名的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杰出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著名的当代女诗人舒婷，著名的女指挥家郑小瑛……

鼓浪屿是幸运和荣光的。蓝天，白云，碧海，金沙，险峰，奇石，繁花，茂树，一切自然的美好都钟情于她；历史，人物，掌故，传说，文化，宗教，建筑，音乐，一切人文的光辉都照耀着她。自然的山水哺育了人文的风景，人文的荟萃反过来又提升了山水的品味，彰显了自然的价值。

走在鼓浪屿幽静的街巷中，就像是走在一段雕花的时光里。在这样的时光里徜徉，你会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奢华与高贵，什么叫做精致与细腻，什么叫做典雅与浪漫，什么叫做安静与美好。

而我，竟然有幸在这最美好的季节里走进了这段最浪漫的时光中。我因此亲眼看到，灿烂的四月，怎样在一座孤悬沧海的岛屿上绽放——绽放着葱茏，绽放着美丽，绽放着青春的气息，也绽放着久远的记忆……

                                                                     （一）

他是一个主张实业救国的人。

他是一个笃信教育兴邦的人。

他是一个把汗水变成财富，把财富变成校园，把校园变成风景，把风景变成典范的人。

毛泽东对他的赞誉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周恩来、王若飞对他的评价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艰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

陈毅对他的褒扬是：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作为一个华侨来说,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这些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郭沫若对他的肯定是：“他所做的都是为老百姓，而不是他自己”……

那么，这个集敏锐的目光、坚定的意志、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品德于一身的人究竟是谁呢？

陈嘉庚。

知道陈嘉庚的名字是在少年，了解陈嘉庚的生平是在青年，敬仰陈嘉庚的人格是在中年，然而如此近距离地感受陈嘉庚先生所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却是在今年。

四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与好奇走进了陈嘉庚的故乡――厦门市集美区。

陈嘉庚的一生都是和“集美”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出生在集美，挚爱在集美，奉献在集美，魂归在集美。对于陈嘉庚来说，集美这片土地承载了他太多太多的希望和梦想，浸透了他太多太多的心血和汗水；而对于想了解陈嘉庚的人来说，走进了集美这片土地，就是走进了一个鲜活而又个性的场景，一段传奇而又难忘的岁月，一部详实而又生动的传记，一条绚丽而又幽深的画廊……

厦门到集美17公里。乘坐豪华大巴从厦门市中心出发，经国内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大桥，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便可抵达集美了。

集美从行政区划上是厦门的一个区，但人们更把它称为“村”，准确地说是称为“集美学村”。从我个人的意愿而言，我更喜欢叫它村，因为村更准确地标注了集美的历史渊源，更真实地反映了集美的发展历程，也更生动地凸显了集美的人文情怀。

集美，原名“尽尾”、“浔尾”，取其大陆尽头、浔江之尾的意思。明末进士陈文瑞嫌“浔尾”不雅，遂将其改称为“集美”，褒扬自己的家乡集天下之众美，遗憾的是这一名称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转眼200多年过去了，直到1921年陈嘉庚先生将他历时27年创办的惕斋学塾、集美小学、女子学校、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专科和商业专科、女子师范等9所学校统一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后，“集美”这一名称才被再一次叫响。

1921年，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时期，频繁的战事也给学校带来了严重的滋扰。为确保学校的安全与宁静，陈嘉庚向当时的南北军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将学校划为“永久和平学村”，并得到了南北方的共同承诺。1923年10月，孙中山先生大本营特准承认“集美学校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电令闽粤省长及统兵长官予以“特别保护”，“集美学村”的名字从此被正式承认。

此后，陈嘉庚先生又在这一基础上创办了厦门大学，、农林专科、国学专科，并建起了医院、图书馆、美术馆、水厂和电厂等公共设施，从而使学校的体系变得更加完备，规模变得更加宏大，“集美学村”的名字也从此在国内被叫得更加响亮了。

                                                                       （二）

旅游大巴穿过林立的学府和幽静的街道，最终在一座剁斧石贴面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右侧门墙上的题字告诉我，这里就是陈嘉庚先生的故居了。

陈嘉庚先生故居是一个环境清幽的园林式院落。院中一棵高大的龙眼树尤为引人注目，此树枝干虬劲，面貌苍古，浓荫匝地，生机勃勃，相传为陈嘉庚当年所手植。龙眼树的后面，是一栋哥特式建筑的二层小楼，楼以灰蓝色为主调，门窗的边框装饰则全部采用白色，远远望去，显得朴素优雅，又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

陈嘉庚先生的这处居所于1918年建成，此后陈先生便在这里筹划厦门大学的创建和集美学村的扩展工作。1940年，日寇的烧夷弹将其炸毁，仅存断壁残垣，同时被损毁的还有集美学村的多处校舍。当时，陈嘉庚先生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抢修损毁的校舍上，自家房屋的修复工作根本没有被纳入日程。直到1955年，集美校舍的修缮工作全部峻工以后，才由政府拨款将这处住宅重新修复了起来。之后，陈嘉庚先生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病重后赴北京治疗才离开。1961年，陈先生在北京病逝。为了永久地纪念他，1980年国家再次拨专款按陈嘉庚先生居所的最初格局，对建筑进行了重新修复，并由廖承志副委员长亲笔题写了匾额――“陈嘉庚先生故居”。

陈嘉庚先生故居如今已被辟为展览馆式的纪念地，除了将他的会客室、餐室、工作间、卧室进行复原陈列外，还分别展出了他的手稿、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等遗物。从一楼到二楼一路参观过去，你不能不为这位曾经的千万富翁竟然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所打动。

陈嘉庚1874年（清同治13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17岁赴新加坡协助父亲经营米店。不久，父亲的米店破产。陈嘉庚独立接手米店后，首先偿还了父亲所欠的全部债务，在商界赢得了良好信誉。1904年，他集资7000叻元（叻币，是英国政府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殖民地区所使用的货币，使用时间为1926年－1939年。10叻元约合一两黄金），创立了“新利川”菠萝罐头厂，时隔不久又接管了另一家罐头厂，结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个工厂就为他带来了4万元的丰厚利润。

当时，橡胶树第一次被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目光敏锐的陈嘉庚当即决定在自己的菠萝园中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约合6000公顷）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大橡胶王之一。之后，他又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其它日用品，并在国内、南洋及其他国家设立了100多处分销店。与此同时，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等，厂区多达30多处。鼎盛时，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多达3万余人，资产累计为1200万叻元（约值黄金百万两）。

无论就经营的规模还是就经营的收益看，陈嘉庚都是当时南洋华侨中数一数二的大实业家。但与其他实业家截然不同的是，陈嘉庚兴办实业绝不是为了狭隘的一己私利，而是心怀故土，报效家国。

善于驾驭金钱者才会成为金钱的主人，不幸误读了财富意义的人终将成财富的奴隶。把自己用智慧和汗水换来的财富最终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陈嘉庚，无疑是把财富的价值提升到了极至的人。

财富的价值在于给人类带来利益。在权宜之计的眼前利益和泽被后世的长远利益之间，陈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矢志不渝办学校，百折不回兴教育，就是陈嘉庚先生决意投资国民长远利益的最典型的例证。

陈嘉庚的观点是：“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有了这样透彻的理性认知和深刻和思想基础，陈嘉庚举全部之力兴办教育的义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早在清光绪20年（1894年），陈嘉庚就曾捐赠2000银元，在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1913年，又创办了集美小学。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在家乡创办了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专科、商业专科、农林专科、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各级各类学校，并在校区内建起了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等公益设施，使昔日荒凉偏僻的小渔村一跃成了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

在创办集美学村的基础上，陈嘉庚又支持家乡同安县创办了40多所小学，并为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提供补助，补助总额多达20万银元。与此同时，他又在侨居地倡办华文学校，先后创办了新加坡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1921年，陈嘉庚自认捐助开办费100万元筹备厦门大学。考虑厦门大学正常运转后每年还需一定费用，他又决定再付3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期兑现。这样算下来，12年内他就要为厦门大学付出400万元的总支出，而他当时全部财富的总和也不过400万元。1923年春天，厦门大学正式开学，到1939年已发展成为具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不仅如此，厦门大学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和全国唯一一个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

厦门大学的实力与魅力远近闻名，而陈嘉庚为此付出的全部心血和汗水却鲜为人知。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整个市场一片混乱。受经济危机大潮的冲击，陈嘉庚旗下企业的效益也是江河日下。1930年初，见公司举步维艰，有人劝他要考虑减少逐月汇给集美和厦门大学的经费，陈嘉庚一口回绝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同时提出了“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的口号。不久，为了维持厦大的经费，陈嘉庚果然变卖掉了他名下的三座大厦。

资金最紧张时，他宁肯节衣缩食也要维持学校的正常开支。家人和朋友担心他，可他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我担心！”我们在故居的展室里看到了他当时所穿用的衣物，外衣、裤子、鞋、袜子全部打着补丁，床、写字台、沙发、蚊账等也都十分破旧古老。还有一把破伞是他当年从南洋带回来的，一用就是十几年，破了补，补了又破，家人都觉得实在不像样子了，而他却说：“不像样子不要紧，能用就行。”他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就这样，陈嘉庚独立维持厦大16年，直到1937年春，为了全力维持集美学校，才将厦大无条件献给政府，厦大从此由私立改为公立大学。

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夕，集美学校先后遭到日寇和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校舍毁坏大半，满目疮痍。对此，陈嘉庚没有灰心气馁，没有畏惧不前。相反，于1950年9月一回到国内，就积极筹措款项，重新着手修建、扩建集美学村。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对所有大小工程的设计、施工、进度、经费调拨，都要亲自指挥和精心安排，同时不论风雨寒暑，每天必到工地进行巡视，指挥和破解随时遇到的难题。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集美、厦大一幢幢绿瓦飞檐、巍峨壮丽的学村建筑群拔地而起。有人做过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光厦门大学就建起了31幢大楼，总计6万多平方米，比建国前整整增加了一倍。集美学校经过扩建更是比建国前的规模大了3倍多。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感觉未尽事宜良多，在晚年毅然将最后的300万元存款悉数捐给了国家，并一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好……

身在异邦,却心系家国;经营实业,却热心公益;自奉甚薄,却巨资办学;几经波折,却初衷不改……论及陈嘉庚先生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实为中国乃至世界所罕见，所以人们在实业家之外，更尊称他为教育事业家。据估计，他一生用于兴办教育的款项起码也有1亿美金。

陈嘉庚为兴校办学不仅贡献出了巨额的财富和心血，更贡献出了宝贵的思想与智慧。首先，他大力倡办女子学校，反对重男轻女，这在当时实可谓开风气之先；其次，他大力倡办师范教育，优待贫寒子弟；三是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四是注重老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认为“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五是倡办职业教育，着力培养生产技术人才，为实业救国奠定基础；六是着眼长远，制订规划，力求教育的全民性普及……正是这种远大的目光和广博的胸怀,使人们在敬重他是一个杰出的教育事业家的同时,更盛赞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三）

在仅一路之隔的“陈嘉庚先生故居”对面，是陈嘉庚的另一处纪念地—归来堂。

陈嘉庚生前曾有个愿望，那就是建筑一幢房屋，使海外归来的亲人有个聚会的地方，总投资不超过3万元。因建筑的目的意在召唤海外亲人时归故乡，不忘家国，所以将其定名为“归来堂”。由于当时陈嘉庚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修建和扩建集美学村上，所以建设归来堂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陈嘉庚先生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得知了这一情况，认为意义重大，指示一定要实现陈先生的意愿，并扩大原来设想的规模，以为永久的纪念。1962年，在陈嘉庚逝世一周年之际，总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归来堂终于正式落成了。

归来堂是颇具闽南特色的单层建筑，白石砌墙，绿瓦盖顶，重檐复脊，翘角凌空，在端方厚重之外，又别有一番繁复与精巧。整栋建筑由厅堂、会客室、厢房、庭院所组成，主体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宫殿式厅堂，厅堂下跌安放着陈嘉庚的石雕坐像，两侧的厢房里则有供海外亲人归来时食宿所需的全套备品。

归来堂前站立着左手执帽，右手握杖，目光远眺，栩栩如生的陈嘉庚铜像。铜像的背后是一座高3米、宽7米的石屏，石屏上镌刻着8个金色的大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以陈嘉庚雕像为中心的幽静的园林式庭院即为归来园。归来园占地近一公顷，建于1983年，时值陈嘉庚创建集美学校70周年。园中芳草如茵，绿蓠环抱，松柏郁郁，佳木参天，更有如火的木棉和盛开的紫荆点缀其间，使整个青葱的庭院愈发呈现出了一派勃勃生机。

纵穿归来园的步道走到了尽头，就是集美学村的著名一景—龙舟池。

龙舟池是陈嘉庚亲自设计和修建的，长800米，宽300米，岸上有7座式样各异的亭台水榭，名为“七星坠地”；池中央也有两座亭榭凌波展翼，称作“孤星伴月”。陈嘉庚敬重爱国诗人屈原，痛恨“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所以他修建龙舟池的本意是想让学生通过举办龙舟赛强健体魄，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将来报效祖国。

当时，每逢端午节，这里都要举办盛大的龙舟竞赛。届时岸上金鼓齐鸣，人声鼎沸；水中龙舟竞渡，劈波斩浪，池上池下一片欢腾。近年来，这里除举办校内的龙舟大赛之外，还曾举办过多次国际大赛，吸引了不少国内国外的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顺龙舟池东岸与归来园之间的马路一直向东，便是集美乃至厦门的标志性建筑—南薰楼。

南薰楼是集美中学的主学楼，建设于1957年，是厦门市最早的高层建筑。该楼主体高15层，气势雄浑伟岸，造型美观奇特，是“嘉庚风格”建筑的典型代表。“嘉庚风格”的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西洋式的主体，闽南式的屋顶，人们通俗地把它称为“穿西装，戴斗笠”。陈嘉庚在南洋22年，饱受了外国殖民者的欺凌压迫，恨透了西洋人的趾高气扬，因此一种祈盼祖国强大的民族自尊感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萦绕着，用中国式的屋顶压在西洋式的建筑上，本身就是这种强烈民族自尊心、自强心的张扬与渲泻。

                                                                      （四）

过南薰楼转而折向东北，经亭台相连、池阁相望的嘉庚公园向东，便是集美最著名的景观之一—鳌园。

鳌园是一座由陈嘉庚花费10年时间，投资65万元，亲自设计修建的一座纪念性游园。因园址所在地本是海边一座形如巨鳌的小岛，故此得名“鳌园”。

1949年的10月，陈嘉庚曾经到济南的广智院视察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大量的文物书画、动植物标本，还有水利建筑、卫生健康等方面的内容，简直就是引导人们甄别进步与愚昧的活教材。这给了陈嘉庚很大的启发，从而下决心要建一座规模更大、内容更广博的建筑，再加上陈嘉庚认为，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功劳卓著，应立碑刻石永为纪念，于是想建一座纪念碑，并请毛主席亲笔题写碑名，让人们世世代代永远记住毛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功劳，建园的构想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1951年，鳌园正式开工建设，1960年全部告竣。建成后的鳌园分为门廊、解放纪念碑、陵墓三个部分。

鳌园的入口是一座具有闽南特色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庑殿式正门。所谓的长廊，其实就是紧随门后的一条长50米的游廊。中间是四向通透的廊道，廊道的两侧则各有一堵镶满了青石雕刻的幕墙。幕墙上的浮雕除“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外，相当一部分是诸如“五四运动”、“井冈山会师”等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画面和整套的“诸葛亮马前课”。对此，陈嘉庚的解释是，诸葛亮早就对清代政府、民国成立、抗日战争以及毛泽东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做了准确的预卜，他相信这不是迷信而是先知，充分表达了他对共产党、毛泽东的信赖与热爱。

长廊的出口正对着巍巍的集美解放纪念碑。碑的下部是3层碑座、4层台阶，4层台阶的级数分别为13、10、8、3，分别象征着陈嘉庚事业辉煌的13年，生意遭遇挫折的10年和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碑身的正面是毛泽东题写的碑名，据说毛泽东为一个镇的纪念碑题写碑名终其一生也仅止一次，碑身的背面则是陈嘉庚的题词。

纪念碑的南侧是陈嘉庚的陵墓。当年陈嘉庚在设计鳌园时并没有设计自己的墓地。1955年，一位参加建设鳌园的雕刻家认真地向陈嘉庚建议，此地背山面海，视野开阔，独占鳌头，风水极佳，如能在此建墓将十分理想。陈嘉庚则认为，在他百年之后能够安息在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纪念碑旁，他也走得安心了，更何况骨肉融入故乡的大地，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也实现了自己落叶归根的夙愿，于是将在碑前建墓的计划正式投入了实施。

鳌园建成的第二年，即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的陈嘉庚治丧委员会，于8月15日在首都举行公祭。期间，周恩来、朱德亲自为其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公祭后，按照陈嘉庚的遗愿，灵柩南返故乡，途经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敬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一代杰出的爱国人士从此永远长眠鳌园之中。

陈嘉庚墓整体成寿龟形，墓顶上用青石雕刻成的13片六角形鳞甲峥嵘而鲜明，墓圹周围的石雕则真实地记录了他倾资办学、赤诚报国的一生。墓的背后是一座高7米、宽30米的“八”字形照壁，正中刻着“博物观”三个大字，壁前壁后则满是林林总总的浮雕，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技文教、书法绘画、动物植物、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广博精深，洋洋大观，真正体现了陈嘉庚寓教于游、启迪民智、传播文明的建园初衷。

鳌园的四周是一圈一米多高的石头围墙，围墙上遍布着精湛的石雕作品，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花鸟鱼虫、异国风光、文教体育、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形式则囊括了浮雕、透雕、沉雕、影雕等几乎所有有关石雕艺术的技法。有人做过统计，光围墙上的石雕作品就有292幅，加上嘉庚墓、纪念碑和长廊上的作品，鳌园石雕总数多达691幅，可以肯定地讲，走进了鳌园就是走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石雕艺术的殿堂。

                                                                      （五）

集美，集美，集天下之众美。曾几何时，这不过是一个明末“浔尾”进士渴望家乡文明进步的企盼和梦想，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陈嘉庚不懈的努力之下，这个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集山海之美、建筑之美、艺术之美、科技之美、和谐之美、理想之美乃至一切大美于一身的集美学村，就是这个美好现实的生动写照。

如今的集美学村，经过数十年的修建、改建和扩建，环境变得更美，规模变得更大，学术氛围变得更浓，知名度也变得更高了。2000年，“鳌园春晖”被评为厦门20名景之一；2005年，集美学村被评为厦门“十佳风景区”之一；2006年，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早期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集美学村内，包括学龄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12所院校，已由国家教委统一批准为集美大学，该大学在校师生总数多达1.5万人，其中学生人数1.2万人，共设50个专业,开设课程800多门,80年来从集美走出的毕业生更是多达8万多名,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学子遍天涯了。

走进集美耳目一新，走出集美感慨良多。感慨集美的山海形胜，感慨集美的毓秀钟灵，感慨集美的底蕴深厚，感慨集美的发展繁荣……然而，感慨最多的还是集美学村的奠基者陈嘉庚先生赤诚爱国、报效家乡、鼎力兴教、奉献终生的伟大胸襟和崇高品格。

由平民成长为富翁是艰难的，但更难的是成长为富翁后还能热切地关注着那些平民；从故乡发展到异乡是艰难的，但更难的是发展到了异乡还能深情地感念故乡；为了公利抑制私利是艰难的，但更难的是抛弃了全部的私利用来成全公利；一生中做一件流芳百世的事情是艰难的，但更难的是把这件流芳百世的事情整整做了一生。这些看似如此艰难的事情，陈嘉庚都一一做到了。

超越了庸常的叫作杰出，摆脱了平凡的就是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嘉庚的一生无疑是杰出和伟大的典范！

每一个杰出和伟大的人物都注定是一座隆起的丰碑，高扬着品格，伟岸着精神，镌刻着光荣。伟大的爱国者陈嘉庚先生就是这样巍峨的丰碑，只不过这丰碑不是一座而是两座：一座是有形的建筑，一座是无形的颂歌；一座矗立在集美的大地，一座高耸在人们的心中！

四月的厦门已经是春雨连绵了。

雨是从昨天的黄昏开始的，淅淅沥沥了一夜，到了早晨，依旧是细雨如织，乱云飞渡。

导游的话成了一张菲薄而平展的纸，经雨水一淋，忽然就变得皱皱的有些尴尬了—因为她说过，厦门的雨是有灵性的，晚上下，白天晴，一般来说是不会干扰人们的正常出行的。

今天的雨似乎违背了这一先验的结论，变得有些破例和不同寻常了。事实上，所有的破例都是神秘和不同寻常的。有趣的是，在这不同寻常的细雨中，我们要拜访的也是一座神秘而不同寻常的庙宇—闽南名刹—南普陀寺。

“普陀”就“普陀”吧，干嘛还一定要在前面加个“南”字呢？原来，这里与浙江普陀山的普济寺同为观音菩萨道场，因地处普陀山之南，故称“南普陀”。

跳下车门，撑开雨伞，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石柱石拱、飞檐翘角的寺庙正门合个影。此时此刻，雨水把本已碧绿的琉璃瓦顶浸润得更加碧绿，把本已火红的木棉濡染得更加火红。同木棉树硕大的花朵一样火红的，还有门柱上那幅醒目的对联：“广厦岛连沧海阔，大心量比五峰高”。对联上方的门楣正中，则镌刻着四个金色的大字—“鹭岛名山”。

“鹭岛”是厦门的别称，“名山”则指的是南普陀寺后的五老峰。南普陀寺位于五老峰南麓，背依青山，面朝大海，树茂花繁，意境清幽，是一处难得的风光殊胜之地。正因为这样，建寺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五代时称“泗洲院”，宋朝改为“天心堂”，明初更名为“普明寺”，清代始称“南普陀”。由此看来，南普陀寺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真正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古刹禅林了。

走进正门，眼前是一条法桐阴翳的青石步道，步道内侧草坪的一角躺满了木棉树跌落的花朵。花朵硕大而鲜红，艳艳的，湿湿的，像繁华后的寂灭，像热闹后的冷清，像绚丽后的无奈，像梦醒后的叹息……

步道的尽头是南普陀寺的第一重大殿。大殿高大雄伟,飞檐劲健有力,两重飞檐的正中高悬着原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所手撰的黑底金字巨匾—“天王殿”。飞檐之下，石柱如林，中间的一对门柱上镌刻着一幅醒目的对联：“分派洛伽开法宇，临江太武拱山门”。相传，此联为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所亲题。

天王殿前有放生池一方，池虽不大，但年代久远，据说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戒杀远刑，推己及人，珍爱人生，直至众生，本来就是佛陀度世的大善念、大慈悲，也正因为这样，怜生放生、护生佑生就成了一切发愿苦修、皈依三宝（佛、法、僧）者的大戒行、大功德。

南普陀寺的天王殿与其他寺庙并无太大差别。殿中主供的弥勒佛宽面大耳，坦腹赤脚，笑容可掬，善气迎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低调随和、人缘极佳的大菩萨。弥勒佛的笑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感染力的笑，无遮无拦，无挂无碍，真正是一种坦荡无边、勘破天地的开怀大笑。正是他的至真至诚，才让人顿生欢喜之心；也正是他的至情至性，才让人顿离烦恼之苦，所以人们又亲切地称他为欢喜佛。

别看弥勒佛一点架子都没有，但这丝毫无损于他在佛陀世界的崇高地位。“弥勒”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简称，意为“慈氏”，名为“阿逸多”，即“无能胜”。据说弥勒佛是与释伽牟尼佛是同时代的人，后成为释伽牟尼的弟子，在佛灭度前先行去世。释伽牟尼曾预言，弥勒将上生兜率天宫，在那里演说佛法，直到释伽牟尼灭度56.7亿年后，才从兜率宫下生，来到人间，在华林园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广度众生，即为释伽牟尼的法定继承人，所以人们又叫他未来佛。

传入中国的早期弥勒佛像本是一尊头戴王冠、身材匀称、不苟言笑的菩萨像，但到了五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身材肥壮、满脸笑容的模样了，据说这一切都和五代一个叫作契比的和尚有关。据《宋高僧传》记载，契比是五代时的明州人（今浙江宁波人，号长汀子，因其常常肩荷锡杖，杖头挂一布袋，行乞游化于市井乡村之间，人们便习惯地称他为“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身形肥大，衣着随便，言语无常，不拘小节，知晴雨，善卜卦，且无不灵验。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契比在杭州岳林寺的一块石头上坐化，坐化前留下四句偈语：“弥勒真弥勒，化身千万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后人认为他是弥勒转世，为他建塔供养。宋崇宁三年（1104年），岳林寺住持昙振为其建阁塑像，此后浙江一带就逐渐兴起了在天王殿依布袋和尚形象塑造“笑口弥勒”的习俗，久而久之就成为各处庙宇普遍遵循的一种定制。

性格与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截然不同的，是与他背向而立、威风凛凛的韦驮菩萨。手执金刚杵的韦驮菩萨是释伽牟尼佛的护法天神，相传他性格刚烈，见不得人世间的种种邪恶，如果将他的塑像面朝红尘，一旦发现人间不平，他必将奋起除恶，永不回庙。有趣的是，韦驮手握金刚杵的姿势很有说道。如果是双手持握着竖向着地的金刚杵，表明此庙是子孙庙，不对外来游方僧人开放，至多只能在寺中吃两餐，但不留宿；如果是双手合十，金刚杵横放在手臂上，表明寺庙是十方禅林，游僧可以免费食宿；如果是左手卡腰，右手握杵过额，则说明要对游方僧人适当收费。南普陀寺本是临济宗喝云派师徒世袭的子孙庙，并不对外开放。1924年喝云派法裔住持转逢和尚对寺庙进行改革，大胆抛弃门派岐见，将寺庙变成对外开放的十方禅林，并推选德才兼备的云门派传人会泉和尚为首任方丈。尽管寺庙的制度已经变革，但韦驮菩萨的塑像一直未换，所以直到今天韦驮手中的金刚杵依旧竖向着地的。

在弥勒佛的两厢，分立着四大天王，即南方增长天王，衣青，持剑，主风；东方持国天王，衣白，持琵琶，主调；北方多闻天王，衣绿，持伞，主雨；西方广目天王，衣红，持龙，主顺，组合起来就是象征平安吉祥的“风调雨顺“。四大天王，又俗你四大金刚，因此天王殿又常常被称为金刚殿。

走出天王殿，外面的雨似乎下得更大了，天王殿以北沿中轴线依次展开的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以及环护在寺庙两侧的庑廊、殿宇全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烟雨之中。如果两侧的庑廊是船舷，中间的大殿是船楼，天王殿前的广场是甲板，那么此时此刻的普陀寺就是在一天的世风俗雨之中静静飘摇着的一艘苦海慈航了……

天王殿对面的大雄宝殿是全寺最宏伟的建筑,也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包含万有为“大”，摄伏众魔为“雄”，“大雄”两字是佛教弟子对释伽牟尼的尊称。很显然，大雄宝殿是供奉释伽牟尼的正殿了。

同样是供奉佛祖的大殿，但南普陀寺的大雄宝殿别具一格，具有浓郁的闽南风情。具体说主要有四大特色：一是就地取材，建筑大殿的所有梁、柱、础、斗拱、栏杆一律是本地所产的花岗岩、青斗石；二是构造精巧，整条屋脊燕尾式弯曲上挑，如弯月起翘，紫燕凌空，充满了轻灵的动感；三是技艺讲究，弯曲的屋脊中间嵌满了“九鲤化龙”、“麒麟奔走”、“凤凰展翅”等剪瓷作品，图案繁复，工艺精湛；四是绘画生动，大殿的墙壁上绘满了意境清幽的山水花鸟画和情节生动的佛教故事图。

大殿的正中供奉着金光闪闪的三世佛，中间的一尊是娑婆世界的释伽牟尼，左边的一尊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佛，右边的一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三位佛祖常常被称为“横三世佛”。而代表过去的迦叶佛，代表现在的释伽牟尼佛，代表未来的阿弥陀佛，则被称之为“竖三世佛”。大殿的北面供奉着阿弥陀佛和他的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因这一佛二菩萨身居西方极乐世界，专司接引善男信女往生西方净土，因此又被习惯地称之为“西方三圣”。

大雄宝殿后的大悲殿是全寺最具特色的一重大殿，也是南普陀寺与其他庙宇重要的差别之所在。“普陀”是普陀洛伽山的简称，缘自梵文POTALKA的音译，又名光明山。相传，此山位于海岛之上，岛上遍布白华，清香美丽，观音菩萨住此山中，常放光明。很显然，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观音菩萨在众菩萨中以慈悲著世，发大慈悲心拔出众生于苦难之中，所以又被尊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他所居住的佛殿也因此被称之为“大悲殿”。

大悲殿由清代施琅将军所修建。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泉州人，初为郑成功部将，因恃才傲物触犯军令，连累其父兄被杀，自己则投降了清廷。康熙20年（1681年），施琅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奉旨攻取澎湖、台湾。1682年攻下澎湖，1683年采取进兵与安抚相结合的策略收复台湾。

海上作战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状况的好坏，由于当时没有准确的气象预报，在攻打澎湖前，施琅为祈求风平浪静只得向观音菩萨祷告，乃至于每艘舰艇上都供奉一尊观音菩萨像以定军心。台湾既克，施琅以为这全是观音菩萨保佑的结果，于是班师凯旋后特到南普陀寺进香还愿，并奏请康熙帝扩建南普陀寺，获准后增建了大悲殿，专供观音菩萨塑像，使之成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寺院也因此更名为南普陀寺。

大悲殿为八角亭式建筑，上有三重飞檐，如龙腾空，雕梁画栋，绚丽异常。尤其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殿内藻井全用木料斗拱叠加而成，不用一根铁钉，构造极为精巧。大殿正中供奉观音菩萨，其余三面则各供一尊48臂观音，每只手臂上各有一只法眼，各持一种法器，多姿态多彩，各臻其妙。

48臂观音其实是千手千眼观音的变相，“千手”表示遍护一切众生，“千眼”表示洞察人间一切善恶。相传，观音菩萨本是某国妙庄王的三女儿，名叫妙善，从小出家修行，佛缘深厚。一年，妙庄王病重，需用亲生女儿的手眼治疗。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不愿割舍，只有孝顺的妙善当即慷慨捐出眼睛和双手。此举感动了上苍，如来佛祖特地超度他修行得道，使她长出双臂，眼睛复明。得道后的观音菩萨体悯生苦，大发慈悲，誓要度尽众生。无奈，芸芸众生，造业甚速，度之极难。观音菩萨度人心切，遂将身躯分为24段，每段长出一双手臂，用以度世救人。观音菩萨的上师无量光佛不忍他毁身佑生，就以法力将其身躯合为一体，只保留众多的手臂用以挽救众生。久而久之，寺庙中就有了千手千眼观音的奇特造像。

走出大殿，撑开雨伞，同时打开手中的DV准备记录下这座神圣的建筑。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殿顶的积水此时正顺着深深的瓦垄和玲珑的瓦当簌簌地滴落着、流淌着。殿堂很高，起码有20多米的样子。正聚精会神地仰头拍摄，忽然一滴雨打在了镜头上，眼前的景物一下子变得模糊了起来。原来，从完美到破碎，从真实到虚无，从清晰以漫漶，全部的因也许只是一滴雨，全部的果也许只在一瞬间……

转过身来,再次面对的便是观音殿后的藏经阁了。藏经阁是南普陀寺四重大殿中最高的建筑。阁分上下两层，重檐歇山，下面的一层是僧人讲经说法的地方，名为法堂；上面的一层为玉佛殿，供有28尊缅甸玉佛，并藏有数万卷古今中外的佛典经书和一些珍贵文物。其中，由著名高僧弘一法师所手书的《佛说阿弥勒经》，由明朝崇祯年间佛教信徒刺血写成的《血书妙法莲花真经》，由日本官方所馈赠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藏品。

沿藏经阁东侧的石径一路上行，可以登上南普陀寺后的五老峰。五老峰其实是五座巨石挺立的山峰，因其峥嵘凌空，时有白云缠绕，加上山坡树木丛生，如垂长须，远远望去，仿佛五位长髯飘洒的老人高居云端，面海而坐，故此得名“五老峰”。

通往五老峰的山路两侧巨石成岩，光滑平整的岩体上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前人题刻，经雨水一洗愈发显出一种少有的厚重与苍古，其中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有“洗心”、“南无观世音菩萨”、“常随佛学”等数幅。

过“慈航恩溥”巨幅摩崖石刻左转，眼前豁然一亮，只见曲径通幽，石栏环绕，树林葱郁，亭台俨然，让人感觉风光殊胜的五老峰分明就是南普陀寺的后花园。

在花园里徜徉，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依旧是琳琅满目的前人刻石，其中最多的还是“佛法无边”、“普渡众生”、“心即是佛”、“法性常留”、“念佛一声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等佛家警语。尤其让人感觉豁目明眸、精神为之一振的，是在一整块岩石上所雕刻的巨大的金漆“佛”字。相传，些题刻为清光绪年间本寺僧人振慧所书，宽一丈，高一丈四尺，既为国内所罕见，更是南普陀寺的一处奇景。

游览已毕，依旧循原路下山，一天绵密的雨脚儿不知不觉间就变得细若游丝，若有若无了。收起雨伞，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深呼吸，雨后清新沁凉的空气顺着鼻孔、喉咙瞬间涌进了五脏六腑，将一腔的浊气冲刷得无影无踪。

天雨涤尘，禅雨洗心。

看来，佛门净地一游，真的如沐春雨，让人俗念顿消，身心俱爽了……

“一条溪流九道弯,一块石头登半天”，说的是武夷之游务必要去的两处代表性景观：前者是被称为五夷山灵魂的九曲溪，后者则是被视为武夷山第一胜景的天游峰。

天游峰位于九曲溪“五曲”之阳，景区中心，四周名峰拱列，一柱秀出云表，每当雨后初晴或晨曦初露，白茫茫的烟云便弥山漫谷，风吹云荡，变幻莫测，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置身峰顶，仿佛俯瞰红尘，神游天外，故得名“天游峰”。

若逢天气睛好，登峰一望，群山森立，沟谷纵横，丹崖耸翠，碧水环流，武夷风光尽收眼底。对此，徐霞客曾有过精彩的评价：“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此峰故应第一也！”天游峰为武夷山第一胜景的定论从此发轫。

既是第一胜景，当然要先睹为快，于是天游峰成为我们武夷之行的第一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景区内形同小火车的“旅游专列”，把我们从山门入口一直送到“四曲”南岸的御茶园后便戛然而止，剩下的两三华里游路则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缓步慢行了。

“御茶园”是元、明两代皇家茶园遗址，如今贡茶早已不在，只有一座新起的茶楼和两幅巨石上的题刻，还仿佛弥漫着几缕古老而醉人的茗香。两幅题刻一红一绿，红的一幅是结体饱满、笔力遒劲的“茶魂”二字，绿的一幅则是清朝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御茶园”。

从御茶园继续前行，洁净的水泥路两侧草木齐发，松杉争茂，使本来意境清绝的景区愈发显得苍郁而幽深。

从御茶园到天游峰正门必经九曲溪上的一景—“五曲”大桥。“五曲”大桥是“五曲”与“四曲”的分界线，因它是通往天游峰的咽喉要路，所以又得名“通天桥”。“五曲”在九曲溪诸曲中地形最为宽旷，加之五曲大桥桥身伟岸，所以伫立桥头凝神四望，视野极为宽阔。望山，山开画屏，松竹繁茂；临水,水清见底,绿如琉璃;看舟，竹筏相接，顺流而下；观鱼，鱼翔浅底，陶然忘机……

过了通天桥,通往天游峰的游路愈发变得深邃而幽隐。青溪居左,丘山在右,溪水边佳木婆娑,浅草如毡;山脚下竹树摇风,苔凝石绿。走在乔木参天浓荫匝地的道路上，就仿佛走在古老斑驳的岁月里，走在尘世之外的桃源中。

自古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不错，佛、道两教的宫观庙宇在武夷山同样随处可见，然而不同的是，比这些宫观庙守更负盛名的却是儒家的书院与精舍，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所创办的“武夷精舍”便是这众多书院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

朱熹，南宋人，朱子理学的创始人，孔子以下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是继孔子之后最杰出的一代儒家宗师，其学说和主张被官方钦定为正统的哲学思想，自宋至清，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长达700年之久。关于朱熹在儒学上的贡献，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曾有诗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14岁到武夷山，直到71岁去世，在武夷山从学、著述、授徒、生活了长达50余年，可以说朱子理学从孕育到形成再到发展，从萌芽到成熟再到传播，都与武夷山息息相关。期间，他亲自规划与营建的“武夷精舍”，曾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据说当年亲自来朱熹门下受业的学者就多达200余人，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来说都无愧于“武夷之巨观”的称号。由于年代久远世事变迁，历史上的“武夷精舍”曾多次改建、扩建与重建，今天我们在游路右侧山坡所见到的“武夷书院”，其实不过是康熙年间重建后的翻版。

终于远远地看到了天游峰的正门。简洁而古朴的山门前人群熙熙攘攘，语声嘈杂，走近观察才发现，绝大部分是等待验票入园的登山客，另一部分则是在滑杆旁招揽生意的当地人。

走进山门，石径一线，绿荫夹道，加之路旁斑驳厚重的苔藓，活脱脱勾勒出了一幅山居幽趣图。

一路走来，不时可见石径旁、崖壁下祼露一个个雾气缭绕的洞穴，浪漫的景点说明把它们称之为“云窝”，严肃的地质学词典把它叫作“崩积洞”。所谓崩积洞，就是岩体在垂直节理和重力的作用下，崩塌堆积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洞穴。一般来讲，洞内温度接近当地平均温度，夏季，洞外的热空气与洞内的冷空气对流，使洞外凉风习习，一片秋意；冬春季节，尤其是晨昏之间，洞内的暖空气与洞外的冷空气相遇则形成悬浮的水滴，细小悬浮的水滴，在微风的吹拂下变幻成缭绕飘渺的雾气，如此空穴生云、石窝藏雾，故称“云窝”。

继续前行，道路忽然被两块苔封藓护、黑如玄铁的山石逼成了窄窄的一线。两块山石，左低右高，高者如巨舶，低者如屋脊，如舶者岩壁内倾，如脊者石身外斜。在右侧高大如船身的岩壁上则镌写着“云路”、“重洗仙颜”两块醒目的摩崖石刻。两幅石刻一上一下，一大一小，一写景一言志，写景者极状雾迷石径之景象，言志者尽吐重振道教之胸襟。

过“云路”尽头的窄小石门继续前行，不久便看到路旁有一块如台似桌的岩石，岩石上镌刻着“问樵台”三个红色的大字，“问樵台”下是一首七绝古诗：“剔尽蓬蒿见石台，临溪学钓趣悠哉。投竿终日忘钓铒，独与樵翁话几回。”写诗的人叫陈省，明朝文学家、理学家，字孔震，号幼溪，福建长乐人。陈省为人方正，颇多干才。严蒿当权时，官场上多以行贿得官，陈省拒不行贿，因此屡不迁官，直到严蒿权败，才升为御史。此后，他历任楚地巡抚，因平寇有功荣升兵部右待郎兼右都御史，累官至少司马。因与宰相张居正的政敌不合，在张居正死后主动辞官归闽，卜居武夷山的天游峰下。期间，他在云窝一带兴建了“幼溪草庐”，计有宾云堂、栖云阁、巢云楼、生云台、迟云亭等10余处亭台楼阁，极为堂皇富丽。相传，当年陈省建“幼溪草庐”时，邻近的“武夷精舍”因年久失修已变得破败坏不堪，一书生见此情景便题诗于壁：“紫阳书院对清波（南宋末年武夷精舍改建后称紫阳书院），破壁残碑半女萝。颇爱隔邻亭榭好，画栏朱拱是云窝。”陈省见此诗大笑说：这分明是激我啊！于是将紫阳书院修缮一新。问樵台本是南宋人黄朴向一位银须白发的砍樵人问路访仙的地方。陈省于此处卜居、题诗，一方面流露了他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出世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优游山水、但结渔樵的洒脱情怀。

陈省在武夷山一住就是13年，除了在云窝构建了一处融人文景观与自然山水一炉的“幼溪草庐”外，还留下了包括众多摩崖石刻在内的耀眼的文化遗迹。他的摩崖题刻结体宽博，笔力遒劲，气势雄浑，寓意深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壁立万仞”、“空谷传响”、“伏虎”等数幅。

经“云窝”题刻石碑，过“叔圭精舍”石门，眼前豁然开朗：左有“九曲”蜿蜒，右有“隐屏”雄峙，正前方悬崖陡立、布满流水沟痕的便是武夷鼎鼎大名的晒布岩。在晒布岩的左前方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状如蹲虎，上披草木，陈省的“伏虎”勒石就镌刻在这块奇特的山岩上。其实，陈省的“伏虎”二字绝非表面上的随物赋形，相反却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在里面。他的《伏虎岩》一诗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思想内涵的最明确的注解了：“百兽舞虞廷，胡为岩下伏？前面有投龙，风云好追逐。”明眼人一看便知，诗的主人虽身在江湖却心忧朝廷，其愤世嫉俗之情、高飞远举之志可谓溢于言表，跃然纸上。由此看来，陈省吟风弄月是假，针砭时弊是真；优游山水是虚，心怀天下是实。说得更切近些，陈省只因政敌当道，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才无奈蜇居山中、状如伏虎罢了。

过伏虎岩向右，在隐屏峰与晒布岩两山相夹的皱褶中，有一条逼仄幽深的登山小路。拾级而上，几经辗转，来到一座窄窄的石门前。石门如坊，并无门扉，造型简洁，其貌苍古，额上横书四字—“峥嵘深锁”。

入石门，眼前豁然开朗，只见数亩大小的平坝周围群峰环簇，南有隐屏峰，北有天游峰，西有晒布岩，东有清隐岩，人在坝中如坐井底，身处门内别有洞天，加之以前这里盛产“甲于武夷”的名丛茶树，此地因此被称之为“茶洞”。

茶洞虽小，但景色殊胜。在茶洞的东北角，一帘飞瀑从天游峰上飘然而下，沿天游峰、晒布岩两山相夹的一线石隙，一直倾泻到天游峰脚下的一泓清潭里。石隆洞上，潭在洞中，天光一线，幽深隐密，相传是仙女沐浴的地方，所以此潭得名“仙浴潭”。

仙女自然是没有的，但历朝历代来此清修的隐士倒是络绎不绝。宋代的刘衡、明代的李钟鼎、清代的董茂勋都曾在这里留下过隐居的山房小筑，只可惜风雨剥蚀，岁月消磨，如今这些古老的建筑绝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只有董茂勋曾经卜居的“绿云书屋”尚有一座石门孤独地伫立在数步之外的山麓上。

“无限风光在险峰”。想要历览更多的山光水色、古迹遗存，那就只有沿着陡峭的山路去挥洒汗水进行艰苦的攀登了。登山的道路有两条，一南一北。南面的一条经“鸡胸”，过“龙脊”，履险历难，直达隐屏峰顶的“清真道院”；北面的一条登晒布岩，过雪花泉，曲折萦回到达天游峰顶的“天游阁”。一为服从安排避险随众，二为节省时间突出重点，我们毅然放弃了攀登“鸡胸”、“龙脊”的念头，决定北登晒布岩，直取天游峰。

攀登天游峰的山道就匍匐于刻着“茶洞”的石碑后，起始处开凿在一爿奇特的山石上。这是一爿因地质断裂从主体山岩上剥离出来的石头，从侧面看，细而长、薄而扁，极像一只昂头张望的乌龟的脖颈。相传，这是一只偷窥仙女洗浴的乌龟，被对面的仙女发现后一怒之下点化成了一块尴尬的石头。更为尴尬的是，登山的磴道就铺在这只脖子上，千人踩万人踏，经年累月，从古到今，大有踏上亿万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的的架式。不过这块石头也有幽默搞笑的一面，在它的最上部，就也是恰对乌龟头顶的位置，刚好长着一丛浓密的灌木，人们指指点点地说这就是乌龟头上的“绿帽子”.

辛苦的是身体，享受的是眼睛—这该是所有旅游登山者的共同体会吧？石阶狭窄而高陡，加上太阳很大，每走一步都不是件轻松的事。山路走过去，汗水流出来，模糊了眼镜，打湿了衣领，浸透了脊背，甚至一滴滴滑落到脚下的石头上。

好不容易登上了一个石阶转弯处的缓台，挥去汗水，凝神回望，忽然被隐屏峰所勾勒出来的一幅奇景惊呆了。只见形似刀裁的石棱束成了生动的腰腹，状若笋尖的峰顶昂起了锐利的鹰钩，两侧的山石则高高耸起了健硕的翅膀，连山石上流水的沟痕都仿佛是根根排列的羽翎—原来，棱角分明、方正如屏的山峰转瞬之间就幻化成了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

继续向上攀登，腿欲沉，脚欲重，淋漓的汗水也越发不可收拾地汹涌着。几经辗转，终于登上了位于晒布岩顶峰的“半腰亭”。这是一座八角攒尖、黄色琉璃瓦的凉亭，因位于天游峰下的半山腰处而得名“半腰亭”，又因转身可观天游峰上的“雪花瀑”而被称为“观瀑亭”。此亭兀立山巅，下临无地，左对“隐屏”奇景，右临“仙掌”秀色，前瞰“九曲”竹排，右观“天游”飞瀑，视野之内，丹山拔地，绿水环流，真正称得上是武夷览胜的绝佳处了。

从“观瀑亭”向前，一直到游峰顶的“一览台”下，全部的石阶都开凿在一整块紫红色的山岩上。山是一块岩，岩也是一座山，天造地设，浑然一体。起初曲如回肠的石阶并不陡峭，但几番曲折下来便步步向上，到了雪花泉飞湍而下的山岩时，整条石阶也仿佛是从悬崖上挂下来。石阶狭窄，仅容一人通行，而游客众多，络绎不绝。远远望去，曲曲蜿蜒、随势高下的登山路，就成了在岩石上缓缓流动、让人叹为观止的一字长蛇阵。

汗水洒尽，艰苦倍尝，最终登上了天游峰顶的“一览台”。一览台与观瀑亭一样，都是指点武夷山水的绝佳处，但前者站得更高，望得更远，视野更加开阔，气象也更加雄浑。

从一览台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天游峰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天游阁下。这是一座建在高台上的二层宫观式建筑，重檐歇山，黄色琉璃瓦顶，造型古朴厚重，气势庄严雄伟。可以想见，每当雨后初霁或晨光乍现，山顶上云雾弥漫，在云气中若隐若现的天游阁一定似天宫中的琼楼玉宇，在辉煌壮丽之外更增添了一份奇幻与神秘。倘若那时到此一游，整个人也一定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翩然欲飞的感觉吧？难怪天游阁的正中高悬着一块巨匾—“遨游霄汉”。

天游阁正殿供奉着彭氏父子三人，高居正中、鹤发童颜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彭祖，左右两侧的则是他的两个儿子—彭武、彭夷。

据古代典籍记载，彭祖为黄帝第八代玄孙，以善养生而著称，相传历唐、虞、夏、商等代，活了800多岁。在尧帝时，彭祖因献雉鸡羹有功，被封于大彭（今江苏省徐州市），成了彭氏一族的开山鼻祖，遂被后人尊称为彭祖。彭祖善养生之道，传说活到760多岁时仍无任何衰老迹象。一心想延年益寿的商纣王得知此事后特派采女向彭祖讨教长生不老之术，最终如愿以尝。不料，贪心已极的纣王为独擅此术心生歹意，决定派人诛杀彭祖。彭祖为避祸全身遂隐居武夷山中，并在那里生了他的两个儿子彭武、彭夷。

当时的五夷山被称为荆南山，洪水泛滥，野兽出没，民不聊生。为彻底治理此山，彭祖带领百姓披星戴月开山导水，直到白发苍苍时才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临走时，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了一弯弓箭、一柄锄头、一把斧子。儿子不忘父亲重托，用弓箭射杀了害人的猛兽，用锄头种出了片片茶园，用斧子凿通了九曲清溪，山中的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彭武、彭夷死后，人们为纪念他们的功德，便以兄弟二人的名字命名此山，荆南山从此改称为武夷山。

该是下山的时候了。下山的路就开在天游阁背面的后山上。天游峰以天游阁为界，阁南为上天游，阁北为下天游。前山上，后山下；前山观景，后山漫步，来去往返不走一点回头路，这可以称得上是攀登天游峰的一种乐趣了吧？天游阁的北后有一条淙淙流淌的溪水，这就是雪花瀑的上源—胡麻涧。胡麻涧一带植被茂密，古树参天，让人顿感一种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幽深与苍古。尤其让人惊喜的是，在绿树掩映的山石上，密密麻麻雕刻着从宋代到民国大小不一的摩崖石刻数十幅。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幅：一幅是清朝道光年间武显将军徐庆超的题刻“第一山”，这是众多石刻中最大的一幅，此语由徐霞客的“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此山故应第一也”的评语脱化而来；一幅是清光绪年间天游观住持柯朴题写的“寿”字，此字面貌清癯，仙风道骨，是众多题刻中唯一的一幅阳刻文字，意味着“阳寿”；另一幅便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1567年奉调离开闽、浙，前往冀州任总兵官时路过武夷山写下的一首七绝：“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又征蛮。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既抒发了投身报国的豪情壮志，更表现了他对武夷山的殷殷深情。

经胡麻涧，登崎岖丘，过“中正公园”牌坊，山路宛曲，一直环向我们最初登山时的出发地—伏虎岩。由于是一路下行，加之石径平缓，树木荫翳，且有一种不知名的树木开出的白色小花发出诱人的芳香，使整个归途变得十分愉快轻松、舒适宜人，远不是上山时的劳顿与艰辛了……

                                                                              （一）

国内山水，游历大半，总体而言，不乏胜水，尤多名山。然而，每每遗憾的是，山奇崛者而水寥寥，水清幽者而山平平，或山险峻而路崎岖，或水秀美者而舟难行，真正称得上山水交融、完美和谐且可亲可近的佼佼者，恐怕也只有桂林的漓江和武夷的九曲了。

漓江是江，九曲是溪，若单以类别论，九曲溪称得上是中国最美的溪流了。

“福建山水数武夷，武夷精华在九曲”。果然，美丽的九曲溪早已被看作是武夷山的灵魂之所在。

九曲溪发湖于武夷山主峰――黄岗山麓，全长62.8公里，自星村镇以下到武夷宫一段由西向东流经五夷山景区的核心地带。这一段溪流总长9.5公里，因受河流自然弯曲以及地质断裂的双重作用，溪水蜿蜒，宛转萦回，顺势而下，折为九曲，遂得名“九曲溪”。

九曲溪的发源地正是森林茂密的武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完好，降水丰富，居民稀少，远离污染，因此整条溪水不仅水量丰富，而且晶莹澄碧，水质绝佳，是真正名不虚传的生命泉。

九曲溪的美，不仅美在水的一枝独秀，更美在山水的和谐统一，美在自然与人文的交相辉映。一水东流，两岸连山，丹山树茂，碧水多曲，山挟水转，水绕山行，一曲一重幽境，一弯一番美景，神秘的武夷山就在这水曲山折之间，抖落了一个又一个让人喜出望外的精彩悬念，打开了一段又一段如梦似幻的山水长廊。再加上不时闪现出的一幅幅摩崖石刻、一窟窟悬棺崖葬、一处处宫观庙宇、一座座茶楼书院，以及在这些残存遗迹之间氤氲弥散着的古老传说、远年旧事，整个九曲之游愈发地让人感觉妙趣横生、流连忘返了。

走笔至此，朋友们不禁要问：“你所说的九曲之游难道只是想落天外的所谓神游吗？”

当然不。

是舟游。

临水买舟，顺流而下，山静水动，坐水观山，不是舟游是什么？

只不过九曲溪的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船，准确地说更应把它叫作“筏”或者“排”。排以竹为材料，每只竹排由六根碗口粗细、前段弯曲上翘的毛竹所扎成，两只这样的竹排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张筏，在筏上固定好六个普通的竹椅就成了一叶舟。对于梢公来说，毛竹中空，浮力很大，因此无论过深潭、下浅滩、避岩石、拐急弯，手中长蒿只需轻撑点便可让轻舟驶过万重山；对于游客而言，竹筏虽陋，但无遮无拦，视野开阔，无需辛苦劳顿便可坐观美景、饱览秀色，其赏心悦目、舒适惬意之情也就自不待言了。所以，无论对于撑船者还是坐船人，武夷山的竹筏都是他们心中的最爱。

好了，竹排已经备好，游客已经登船，那就让我们顺流而下，一起去领略九曲溪“一溪贯群山，清浅京九曲。溪边列岩帕。倒影浸寒绿”的奇丽风光吧。

                                                                           （二）

迷人的九曲溪漂流是从星村镇的仙凡界码头开始的。因这一带良田连片，稻黍飘香，鸡犬相闻，农舍错落，所以又被称之为“平川”。平川以东有一座山名叫“齐云峰”，因形似火焰，故又称为“火焰山”。相传，古时候，火焰山的烈焰常使平川一带的村庄着火，农舍一次次被毁又一次次重建，因此村庄便被称为“新村”。后来，上天拯救生灵，派武夷山13位仙人下凡施展法术，在火焰山下开了一条江墩溪，横亘在山、村之间，平川一带的村庄才从此得以安宁。此后，这里逐渐繁荣，人烟稠密，每当夜晚时万家灯火，如同天上的点点繁星，村庄的名字也由此改称为“星村”。

从星村码头乘竹筏顺流而下，过仙岩脚下的白沙潭，便进入了九曲溪的第九曲。进入“九曲”后，临溪而立的鼓子峰、纱帽岩、环佩岩等奇峰怪石便一一一奔来眼底。最形象、最有趣的要数溪流右岸的“磨墩岩”。顾名思义，此岩由一上一下两块浑圆的巨石叠加而成，形如磨盘，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在两爿“磨盘”的中间还淋淋漓漓地点缀着一些形状不一的白色石斑，远远望去恰似参差流淌的豆类浆汁，其惟妙惟肖之状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也许是这自然的造化过于神奇的缘故吧？人们便赋予了它一个同样精彩的神话与传说。相传，天上的王母听说武夷风光美不胜收，便特地带着儿子金童前来赏玩游历。途中，金童饿了，王母便就近坐在一个山顶上给儿子喂奶。不巧，恰在这时天空中飞来一只老鹰，不由分说一口叼起王母的双乳便向远方飞去。王母大怒，立刻急返天庭差雷神前去追击。追到山北水帘洞外，老鹰被雷神轰掉了下巴并点化成了鹰嘴岩，而王母的双乳就落在了“七曲”的岸边成了著名的“双乳峰”。再说那王母因盛怒之下走得太急，竟把金童忘在了山上。金童饿得哇哇大哭，恰巧观音娘娘云游到此，就将他抱给“八曲”的尼姑来喂养。为此，尼姑每天都要到九曲溪对面的磨盘石磨豆浆给金童充饥，可怜她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行动不便，常常望着湍急的河水一筹莫展。这事被附近寺庙的一位和尚知道了，和尚慈悲为怀急人所难便主动提出每天背着尼姑涉水过河。附近道观里的道士见了，觉得和尚心善，虽然行为不合出家人规矩，但事情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在磨盘石的对岸有一块颇像人脸的巨石，俗称“人面石”，只见这块石头眼睛鼻子清晰可辨，左眼睁、右眼闭，不用说，这石头就是当年的道士了。在人面石的右边另有一前一后两块巨石，前面的一块顶部光秃如和尚的光头，后面的一块则状如尼姑的帽子，人们便把这两块石头戏称为“和尚背尼姑”。

                                                                               （三）

九曲溪两岸的山峦之所以奇峰怪石献巧，主要是源于武夷山独特的地质结构。武夷山是老三纪红色砂砾岩的分布区，属典型的丹霞地貌，因山岩整体呈红色，状若晚霞，所以称“丹霞“或”丹山“。由于这些红色砂砾岩自身固有的岩石特性，经长期的风华剥离、流水侵蚀、重力垮塌，最终发育成了一种顶平、身陡、坡缓的奇险的地貌形态，诸如突兀的方山、绵亘的石墙、怪诞的石峰、孤拔的石柱等等，人们将这种地貌称之为“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山岩奇巧、象形拟物，这一点似乎在九曲溪的第八曲体现得尤为集中。八曲两岸，奇峰环拱，怪石嶙峋，或似兔、或肖鱼、或像狮、或类猴、或形同象鼻、或状如骆驼……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所肖动物种类之多简直可以称之为“水上动物园”.

在这个“动物“园中，最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要数两块”水龟石“。相传这两块水龟石是由两只乌龟精现身而来。

故事的原委是这样的：南宋淳熙10年（1184年），朱熹辞官回到武夷山，住在清隐岩下的茶洞旁著书讲学。一天傍晚，正在聚精会神读书的朱熹忽听门外传来一位女子的叩门声：“先生，先生……”朱熹出门一看,站在面前的原来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姑娘,便问:“姑娘从何而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姑娘答道:”我姓胡,名叫丽娘,住在五曲河的对面。因仰慕先生的才学,特来拜先生为师。”朱熹见这姑娘端庄识礼,又求学心切,就收留了她。此后,丽娘风雨无阻,每晚都要来到朱熹的书房,一面虔诚地向他请教学问,一面殷勤地与他相依相伴。面对如此聪慧多情的姑娘,朱熹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快乐。

一天黄昏，朱熹在五曲的平林渡口遇到了摆渡的乌老头夫妇。乌老头对朱熹说：“先生气色不好，定是中了邪了。你可知道每晚来你书房的女子是谁吗？她就是武夷山的狐狸精，想谋你的才学，夺你祖传的玉碗啊！”朱熹闻言大吃一惊。见朱熹满腹疑惑，乌老头又道：“如果你不信，不妨待她熟睡时看她的鼻孔里有没有一双伸出的玉筷便知分晓了。”

回家以后，朱熹心乱如麻，一连两个夜晚难以入眠，不明就里的丽娘只得温存相伴。到了第三天晚上，实在困倦难忍的丽娘终于伏在书桌上睡着了。四更天时，同样打了一个瞌睡的朱熹醒来时猛然被屋里的一片亮光惊呆了。原来，他真的看到了从丽娘鼻孔中伸出的一双玉筷。这玉筷碧绿透明，宝光烁烁，实为世间所罕见。朱熹这一惊非同小可，慌乱之中碰落了玉筷，瞬间玲珑的玉筷变成了一闪即逝的狐狸的身影。猝然惊寤丽娘顿感天悬地转，自知天机泄露的她，只得原原本本说出了实情：“先生，我本是武夷山修练千年的仙狐，因仰慕先生的才学，知道先生寂寞，才每晚渡河来伴。不料平林渡那一对乌龟精心怀叵测搬弄是非，致使你我离散。如今我玉筷离身，千年道行已破，只得就此别过先生长眠山中去了……”说到这儿,忽听一阵狂风从窗外刮过,狂风之中隐约现出一对黑色的魅影。只见丽娘指着窗外的黑影流着泪水恨恨地说道：“先生，就是他们兴风作浪，拆散了你我啊！”朱熹此时也气得咬牙切齿，抓起案上的朱笔便奋力向窗外的黑影掷去。飞出的朱笔顿时化成了一支燃烧的利箭，随着“扑通”一声闷响，两个黑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现出了两只乌龟的原形。现了形的乌龟一落地就慌忙向五曲上游爬去，可怜它们爬到八曲的水边就再也动弹不得,原来，蠢蠢欲动地肉身眨眼之间变成了两块冥顽不灵的石头……

                                                                                 （四）

竹筏驶过“水龟石”便进入了水流湍急的芙蓉滩。芙蓉滩近岸处,卵石累累,平铺水面,绵延百步,厚达数米,堪称是碧水丹山间的一种另类景观了。九曲溪受地势影响,不仅流水婉曲,而且潭、滩相间，每遇溪流的转身处，常常外侧是卵石，内侧是流水；上游是浅滩，下游是深潭。水浅处卵石历历，潭深时杳不见底；浅滩中水声如沸，深潭里波澜不兴。内、外有别，深、浅转换，动、静对比，水、石互现，加上纯度极高的溪水在深浅不一的河床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色彩差，童言无忌的九曲溪就这样在浪漫欢畅的奔跑中成就了一种摇曳多姿的变幻美。

筏过芙蓉滩，便进入了九曲溪的第七曲。在这段溪流的右侧，有一座奇特的山岩，峭壁千寻，奇险崔嵬，其形方正，状若孤城，因此得名“城高岩”。岩下有一泓深潭，名为“放生潭”。据文献记载，宋朝端平六年（1234年）的端午节，山中道士奉旨在此设坛，放生活鱼，消灾祈祷，并由此开启了九曲溪全程禁渔的先河。此后，该禁令相因成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正国为这样，九曲溪成了鱼类生息繁衍的天堂。如今，早已习惯了人声筏影的鱼儿们，即使是在旅游的旺季，依然可以旁若无人地在清澈见底的溪水里，在往来穿梭的竹排间，悠然嬉戏，尽情畅游。

                                                                          （五）

过了獭控滩，便进入了九曲溪的第六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溪流左侧的“晒布岩”。晒布岩位于武夷山第一胜景――天游峰脚下，岩若刀削，状如剖面。更为奇特的是，在横亘如屏的崖壁表面，平行排列着自上而下垂直于地面的无数个雨水冲刷出的沟槽。若逢大雨，雨水顺着沟槽急湍而下，远远望去就同无数匹垂挂崖间的白练，气势磅礴，景象壮观，“晒布岩”也因此而得名。有感于晒布岩的雄奇壮伟，宋、元、明、清历代文人雅士在崖壁上多有题刻，其中似以朱熹的“逝者如斯”一幅最为古老。晒布岩还有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奇特的回声效果。行舟崖下，无论是梢工喊号还是游客相呼，山谷间立刻会回荡起同样的响声，此呼彼唤，有声必应，余音绕梁，久久不散，人们因此送给它又一个别名――响声岩。

                                                                          （六）

舟过老鸦滩，便进了第五曲。这一曲左岸的隐屏峰下，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创建的儒家书院――武夷精舍。朱熹本人在此聚众讲学长达十年之久，培养出了一大批理学人才，同时完成了他集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后来，正是这两部书成了宋朝以下历代科举考试的权威教材，被莘莘学子奉为考场圭臬。以武夷精舍为代表，整个南宋时期，五曲一带书院林立，名家辈出，武夷山一时间成了中国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与圣地，被人们雅称为“道南理窟”，至今这四个字还被深深地镌刻在九曲溪右岸的晚对峰上。

                                                                           （七）

过了五曲大桥右转，便进入了九曲溪的第四曲。元代的御茶园就建在溪流右侧的平地上，这种茶就是当地的特产――武夷岩茶。武夷岩茶产于武夷山的绝壁深谷之中，当地茶农利用岩凹、石隙、石缝，沿边砌筑石岸，构筑出了一处处“盆栽式”的茶园，以至“岩岩有茶，非岩不茶”，武夷岩茶遂由此而得名。武夷山奇峰相连、沟谷纵横、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使武夷岩茶得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形成了集味“香”、色“清”、汤“甘”、韵“活”四大特点于一身的妙不可言的“岩韵”，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帝王将相所钟爱的奇茗。苏轼曾有诗云“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宋代的另一位大文学家范仲淹也对武夷岩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武夷岩茶经历代变迁，种类繁多，品质各异，然而最负盛名的还要属武夷山四大名丛之首的“大红袍”（专选一、二株品质特优的茶树单株采制的茶叶称“名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穷秀才上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在路上，幸亏被天心庙的方丈看见，泡一碗茶给他喝，才慢慢有所好转。后来秀才金榜题名中了状元，特意返回武夷山感谢方丈救命之恩。方丈带他到天心岩九龙窠下，只见峭壁上长着三株高大的茶树，枝繁叶茂，刚刚发出的新芽在阳光下泛着紫红色的光芒煞是可爱。方丈告诉状元，当年他得的是一种鼓胀病，正是这种茶救了他的命。状元听罢，请求方丈特为他制一盒新茶带给皇上。说来也巧，状元带茶进京后，正赶上皇后也得了鼓胀病，肚腹疼痛，卧床不起。状元闻讯急忙入宫献上新茶并说明原委。很快，茶到病除，皇后的病竟奇迹般好了。皇上龙颜大悦，特赐红袍一件让状元代他去武夷山封赏。状元遵旨，将大红袍披在了武夷山那三株救命的茶树之上。说也奇怪，待掀起红袍时，三株茶树的芽叶竟在阳光下发出了煜煜的红光。从此，这三株茶树就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大红袍”。

武夷岩茶入贡，始于宋代。元大德六年（1302年），皇家下令在九曲溪的第四曲创办御茶园，派遣官吏，兴建茶场，大兴土木，广搜名种，最终给武夷山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百姓不堪其苦，被迫流落他乡。至明朝嘉靖36年（1557年），存在了250多年的茶园最终宣告废弃，只留下一口通仙井成为武夷岩茶红级一时的历史鉴证。

过御茶园遗址继续顺流而下，便来到了壁立千仞的大藏峰下。大藏峰下有一泓深潭，名为“卧龙潭“。当地人传说，古时候潭里潜伏着一条恶龙，它常常带着八条小龙张牙舞爪追逐嬉戏，搅得九曲溪一带天昏地暗，令百姓不得安宁。一天，一位仙人路过此地，见恶龙正在作怪，便拔出宝剑把八条恶龙斩死于潭中。唯有一条小龙摇尾乞怜，愿改邪归正，仙人便留下它，命其在此护佑武夷山。从此，大藏峰下的这泓深潭便被称为“卧龙潭”。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小白龙出水一场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八）

从卧龙潭继续顺水漂流，过仙游岩，便进入了第三曲。只见三曲右岸的小藏峰悬崖临水，壁立千寻，就在这几近垂直的绝壁上的缝隙间，纵横交错地插了很多木板，木板上放着形如小舟的“武夷船棺”。武夷船棺又称“架壑悬棺”，是3000多年前聚居在武夷山一带的闽越人的葬俗遗物。闽越族主要生活在武夷山的溪谷之中，以舟为车，捕鱼为业，船成了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工具。以船棺敛死者，是冀希望于死者的灵魂有所归依。至于把船棺置于高不可攀的崖壁之上，则完全是出于他们对高山的敬仰，在他们看来，高山之巅是最接近天神的地方，把逝者安葬于此，死者的灵魂才能不被打扰，才能更好地庇佑后人。那么，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起重设备，古闽越人又是怎样把这种厚重的船棺安放在须仰视才见的悬崖之上的呢？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说到底，答案还是一个依旧无解的千古之谜。

                                                                           （九）

舟过雷磕滩，便进入了九曲溪的第二曲。福建省的旅游标志，孤拔兀立、姿态窈窕的玉女峰就在这一曲。

相传很久以前，武夷山是一个洪水泛滥、野兽出没的地方，百姓辗转沟壑，无以为生。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小伙子，目睹这一惨境后，便带领大家劈山凿石，疏通河道。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治服了水患。被疏通的河道就是今天的九曲溪，挖出来的砂石便堆成了36峰、99岩。换句话说，武夷山能有今天这番“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的美丽风光，那还完全是这位小伙子的功劳呢。有一天，天上的玉女路过武夷山，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再后来，玉女偷偷下凡到了人间，并爱上了这个勤劳勇敢的小伙子。这事不幸被不怀好意的铁板鬼知道了，他暗中将此事密报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闻听大怒，决定捉拿玉女归天，玉女不从，玉皇大帝盛怒之下，将两个相爱的人变成了两块隔溪相望的石头。为了讨好玉皇，铁板鬼也变成了一座大山挡在他们中间，成为两情相悦之人的永恒障碍。这障碍被后人称之为“铁板嶂”。

                                                                                （十）

驶过铁板嶂，就进入了九曲溪的第一曲。进入一曲后，溪流落差明显减小，河道逐渐收窄，随着地形趋于平缓，水势也由童言无忌的欢畅变成了娴静少言的深沉。与此同时，两岸的植被则变得更加茂密，松竹相兼，藤树缠绕，乔冠参差，长草纷披，葱郁处竟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水面，大有风吹不进雨打不透的热带雨林的架式，难怪九曲溪又被称之为“中国的亚马逊”。

远远地望见了一曲的码头，知道九曲溪的尽头到了。移舟渡头，拾级登岸，奇怪的是，明明人已离开了竹筏，心却依旧盘桓在山水之间。是溪山入怀？是情景再现？是意犹未尽？是流连忘返？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一切又都在意料之外……

                                                                 （一）

尽管我们到来时已经是夜幕降临，但我们的确怀揣着一个关于黎明的话题。

西柏坡，我来了。为了探索而来，为了追忆而来，为了寻根而来，更为了朝圣而来。

我们在西柏坡的全部行程都是从到达后的第二天早晨开始的。

西柏坡原本就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背依柏坡岭，面朝柏坡湖，方圆不大，景点集中，因此在景点景点之间参观只需漫步徜徉便可轻松抵达了。

太阳刚刚露出笑脸，缠绕在枝叶间的薄雾还没有完全散去，街道上既无拥挤的人流，也没有车马的喧嚣，远远近近的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宁静与安祥。

也许这种宁静与安祥该是所有小山村共有的特征吧？但显而易见，我们眼前的西柏坡村早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山村了。马路宽阔，建筑整齐，环境幽雅，植被茂密，此时此刻,与其说西柏坡是一个小村庄，倒不如说她更像是一个大公园。

                                                                     （二）

事实上，西柏坡作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开始就是以园林的构架进行精心地设计与建造的。领袖风范雕塑园、新世纪青年绿色文明园、西柏坡石刻园、五大书记铜像、西柏坡纪念碑……除了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两处早期开发的纪念设施外，几乎所有的建筑仅从名字上就听得出是这园林的一部分。

位于这园林的至高点、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塔，这便是西柏坡纪念塔。该塔建于1993年，时值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塔高18.93米，象征毛泽东主席诞生于1893年。塔身的正面是邓小平题写的“西柏坡”三个金色的大字，背面则镌刻着江泽民视察西柏坡时的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纪念塔大体位于整个西柏坡纪念地的中心位置，向南依次为西柏坡纪念馆、新世纪青年绿色文明园、西柏坡雕刻园，向西、向北则有领袖风范雕塑园和中共中央旧址。这些场、馆、园、址尽管载体不一，形式各异，但其牢记党的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当我们走进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两处核心纪念地时，一股浓重的历史气息顿时扑面而来，整个人也仿佛一瞬间融入了那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画卷中……

                                                                             （三）

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1935年，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又因与“东柏卜”村相对而居，遂改名为“西柏坡”村。

西柏坡村的真正光荣是从20世纪40年末期中共中央的一次历史性决定开始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打着民主、协商的幌子大搞“和谈”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1946年末，蒋介石将重点进攻的目标锁定了陕甘宁边区，派胡宗南率20万大军直扑陕北，兵锋直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党中央、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7年3月29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党中央分为两部分，即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向华北地区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我军作战。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抵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7月12日，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副书记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村正式成立。中央工委成立后，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与此同时，中央工委还领导了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尤其是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解放大城市的光辉战例，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战略上，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初，经过近一年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我西北野战军重创了胡宗南所部，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稳定了西北战局。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时机的逐渐成熟，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5月26日，毛泽东从阜平县城南庄来到了西柏坡，西柏坡由此成为全国解放的策源地、战略决战的指挥所、中共中央的大本营。正如周恩来所说：“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二中全会在此。”

                                                                          （四）

在河北省平山县，象西柏坡这样的小山村多的是，为什么中央工委乃至后来的中共中央大本营偏偏选中了西柏坡？答案只有7个字：天时、地利加人和。

论天时，随着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西柏坡周围已无近敌，相对稳定的战略后方格局基本确立；论地利，西柏坡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的交汇处，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石家庄仅90公里，交通便利，可攻可守，物产丰富，滩肥地美；论人和，西柏坡民风淳朴，群众基础好，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天时、地利、人和俱全，西柏坡作为创建新中国指挥中心的战略构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了。

历史给了西柏坡一次难得的机遇，西柏坡反过来又回报了历史一个巨大的惊喜。

中共中央一到西柏坡，就根据飞速发展的时局做了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的决定，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北局和以聂荣臻为司令员的华北军区。8月又通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了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此时，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号称365万，但正规军仅有198万，分布在一线的则不足180万，而我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到了280万人，敌强我弱的格局开始出现逆转，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作出了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建设500万人民军队的宏伟构想，为战略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会议结束的第3天，即1948年9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济南战役，仅用了8天时间就歼敌10余万人，攻克济南，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济南的解放，将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战略大决战的序幕由此拉开了。

                                                                        （五）

为了确保大决战首战告捷，中共中央决定将决战的第一仗安排在我军兵力唯一超过敌人的东北战场。此时，东北战场上国民党总兵力约55万，而我人民解放军已达103万人。不仅如此，97%以上的土地、86%以上的人口均已获得解放，人力物力充足，决战优势十分明显。面对东北战局，蒋介石和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深感忧虑，陷入了欲守无力、欲退难舍的两难境地，故将主力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采取集中兵力，重点防守，相机打通北宁线（今京沈铁路）的方针。对此，中共中央从全国战局出发，制定了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把国民党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同时命令由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集中53个师、70余万人迅速发起“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作战意图是夺取锦州，斩断东北守军逃往关内的退路。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以突然奔袭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兴城、绥中、义县等地，将锦州城置于我军重兵包围之中。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和1个师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锦州发起总攻，次日晚占领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了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锦州解放。在锦州大捷的威摄下，长春守敌军心动摇、士气衰落，敌60军军长曾泽生、新7军军长李鸿相继率部起义，不久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也被迫投降，长春解放。

辽沈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意图是会战辽西，歼灭廖耀湘兵团。10月26日夜，解放军对被包围在大虎山以东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实施分割围歼，至28日全歼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等高级将领。

第三阶段的作战意图是攻占沈阳，解放全东北，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同时，为防止沈阳守敌从海上逃跑，东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5个独立师的兵力对沈阳之敌展开合围，同时以3个纵队直插营口断其海上退路。11月1日，我军向沈阳市区发起总攻，第2天攻占沈阳城，歼敌13万人。同日，营口解放。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2万人，取得了我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胜利。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收缩防线，实行一点两线的防御计划，以确保徐州，屏障南京。为求在长江以北歼敌南线主力，中央军委组织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组成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振林五同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迅速发起了第二个战略性进攻的大战役—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敌我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至淮河的广大地区举行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战役。战役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全歼敌黄伯韬兵团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兵团司令黄伯韬自杀身亡。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全歼了从河南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黄维被俘。第三阶段，即从1949年1月6日至10日，我华东野战军向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的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俘获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淮海战役告捷。淮海战役我军共出动参加部队60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我军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中的巨大胜利使华北守敌成了惊弓之鸟，60多万人龟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等地，在长约500公里的狭长交通线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处于或守或逃的举棋不定的困境。正在这时，我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协同华北我军发起了同国民党长江以北守军的最后一战—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